本文研究的《团扇歌》是别列列申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翻译的合集，是其诗歌译本中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1972年，别列列申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俄译本《团扇歌》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
而国内对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研究虽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对于别列列申作品的研究成果较少，有关其译作《团扇歌》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有国内学者介绍了别列列申对中国诗歌的理解，他创造了重要的美学原则，并指出别列列申受到唐代古典诗歌创作的主要人物李白和王维风格的影响，因此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原著所体现的相似意象和动机，也可看到别列列申对中国的热爱与深情。
别列列申7岁时随母亲迁居哈尔滨，后又辗转到了北京、上海、天津，在中国生活长达 32年，是个真正的“中国通”。
其间他领略中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宗教文化，逐渐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其诗歌中的中国元素、中国情感日益增多，直到他称中国为第二祖国。
诗人更在所作诗歌《中国》中写道：“经过了这么一些居住生活/我已经了解你了/我的中国”，在《我一定回中国》中写到“我肯定要回中国，死的那天”。
由此，别列列申的中国情感，可见一斑。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都跟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相关。对中国人的亲切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的推崇与迷恋，贯穿在他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他的诗歌也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从意境到意象都有几分中国诗词的情调和韵味。[2]别列列申对中文的掌握便是他最好的翻译工具。
别列列申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诗人兼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作和创作中含有大量的中国诗歌元素，中国情感和中国哲学思想。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创作影响至深。而别列列申也为中俄文化的交融做出巨大的贡献，可谓诗歌届和译界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二、别列列申对中国文化及古诗的理解—认知—认同过程
别列列申从小便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1920年，别列列申首次到达中国。
哈尔滨是诗人在中国的“第一站”，在哈尔滨，别列列申就读于当地的侨民学校，中学毕业后又学习法律和汉语，在此基础上，别列列申随后根据个人经历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等，其后别列列申文学创作又受到文学团体“丘拉耶夫卡”中俄罗斯侨民诗人的影响，多了“乡愁、漂泊无依”等元素，在此期间别列列申先后出版了《在途中》(1937)、《完好的蜂巢》(1939)、《海上星辰》(1941)、《牺牲》(1944)等诗集。
“1935年至1937年别列列申又进入民法系学习中文，开始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其间对中国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时他对中国诗歌有了初步认知。
1939 年9月24日，瓦列里·别列列申应北平传教团首脑维克多大主教之邀，前往图书馆工作。在此期间，别列列申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学习汉语，了解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闲暇时间他参观了众多名胜古迹，对中国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北平生活时期，别列列申的中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他开始钻研并翻译了一些中国古诗，特别是《全唐诗》中的不少五言、七言短诗，可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进一步加强。
1940年开始瓦列里倾注了大量精力于创作写诗。这一阶段瓦列里除了写诗，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哲学、宗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开始接近中国文化并为它所深深吸引。
在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的阶段，瓦列里接触到屈原的 《离骚》，并熟悉了《道德经》和《金瓶梅》，为20年后把《离骚》译成俄文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大量中国诗歌的阅读，别列列申发现，与古代和欧洲的诗人不同，在中国诗歌的主题中不盛行爱情的主题，而是思乡、与人离别和人生易逝的主题。
中国诗歌更具智慧和哲理;西方诗歌具有更多的情感和激情。但这是性格，心理倾向，世界观的问题。
在写作方式上，中国诗歌与版画或绘画相似，其色彩选择非常严格。中文文学语言非常简练：不仅省略介词和连词，而且还经常省略代词。不受任何原则的限制而延伸诗歌并从中进行释义，不仅意味着不追求“印象的适合性”，而且意味着削弱甚至完全杀死任何印象。
1943年时，因性取向不被大众所认可，别列列申被迫从北京迁到上海，移居上海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仍然兴味盎然。
毋庸讳言，他对中国诗歌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别列列申结实了戈宝权、草婴等著名俄文翻译家，受他们影响，别列列申将当时主流文化代表人物鲁迅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俄文并发表。
1950年时，别列列申意图移居美国未果，被遣送回天津，在天津生活两年后移居巴西，自此结束在中国长达32年的漂泊。
其在中国期间，对中国的山川河茂、地域风情、人文风貌逐渐熟悉、喜爱，以至于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诗人内心仍渴望重回中国，再度游览中国风光。
因别列列申熟读中国诗歌，他的作品中处处体现中国诗歌的神韵，还多次出现了中国古代诗人。
种种可见，别列列申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赞美。也正是出于对中国诗歌的认同，别列列申才会非常乐于翻译中国诗歌。他的译集《团扇诗》中收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韦应物、李煜、欧阳修、苏轼、柳永、李商隐等名家的诗词 。他翻译的《道德经》至今仍是俄译本的典范，“一名外国诗人把中国哲学诗译得那样确切、优美，可以说别列列申是第一个”。[3]
三、《团扇歌》中译作的大致诗体风格及成因
《团扇歌》中别列列申以班婕妤为开篇之作，之后翻译了李白、李商隐、贺知章、王之涣、王维、孟浩然、白居易、辛弃疾、欧阳修等作家的部分作品。
其中大量的译作为唐诗，同时也收录了汉朝、南北朝、北宋和南宋等时期的作品，囊括了多种诗体风格，例如：爱国诗、思乡诗、写景诗、闺怨诗和抒情诗。具体代表性翻译诗篇，如下表：
许多标题他都自铸新词，例如《将进酒》(李白)中，别列列申将题目《将进酒》译成“祝酒歌”(Застольная песня)。将进酒：劝酒歌，属乐府旧题。可见别列列申对中国古诗的了解。
《行路难》译成“路”(Путь)，《月下独酌》译成“三人”(Трое)，《竹里馆》译成“孤独”(Одиночество)。如果不看内容，仅凭标题很难找到著作。
作者并没有根据标题的字面意思，浅显直接地翻译成对应的俄语，而是在熟知原古诗的深层含义后，结合原文内容进行了自我诠释与翻译。
如《怨歌行》该诗借秋扇见喻妃嫔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全诗紧紧围绕团扇，借扇喻人，因此别列列申将此诗标题译为“团扇歌”(Стихи на веере)。
而在团扇歌的所有古诗中，最多的就是闺怨诗和抒情诗。
闺怨诗主要抒写古代民间弃妇和思妇的忧伤，或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站在女性诗人的角度，闺怨诗多抒写女子的悲怨愁情，诗歌基调悲郁幽寂，反映出古代女性的不幸命运。
别列列申七岁时，他的父母因为十月革命和肃反扩大化带着他和弟弟逃亡到中国;他在哈尔滨的生活动荡漂泊;想当一名中国民法学教授的理想因政治争端化为泡影;试图移居美国却被驱逐出境;在巴西的最初日子并不好过……
命途多舛的别列列申在读这些闺怨诗时或许联想到了自己坎坷的命运，产生了忧郁悲怨的感觉。而站在创作闺怨诗的男性诗人的角度，他们往往是想通过思妇的空闺寂寞暗指自己不受朝廷重用，以冷落薄情寓遭排挤打击。
此外，别列列申翻译的抒情诗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诗人仕途失意之作，诗人通常借这些诗抒发政治失意、怀才不遇而产生的一种孤寂忧愁、抑郁悲愤的情感。
别列列申加入的名为“丘拉叶夫卡”的文学小组遭到诽谤;最初在巴西生活时没人需要他的诗;经过将近20年的沉默之后才终于在60年代末重返文坛……想来他的心情一定是孤寂苦闷的。
男性诗人一般还会通过闺怨诗反映战争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
而别列列申不仅看到了正处于封建落后的战争时期的中国底层老百姓贫苦艰难的生活，还亲眼目睹了在华俄侨们痛苦的流亡生活，多愁善感的他对这些人的生活定是感到了深深的惋惜与同情。
除了最主要的闺怨诗和抒情诗，别列列申翻译的思乡诗和写景诗也同样反映了他的内心：或者因思念祖国而郁闷，或者因怀念故乡而幽怨。
别列列申一生漂泊，饱受战乱、贫穷、流浪之苦，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没有停止对祖国母亲的思念，对养育他的“第二祖国”的热爱。
诗人在中国曾游历过许多地方， 见到过他在俄罗斯从未见到过的美景，并深受其熏陶对中国的景色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喜爱。
四、译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歌元素及意象
诗歌意象是诗歌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感情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因此理解诗歌中常见意象、元素的表达和使用是理解诗歌必不可缺少的过程之一。别列列申译作《团扇歌》中使用常见意象如图一所示。
在《团扇歌》里别列列申翻译的闺怨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就是“黄莺”。“黄莺”因其羽色华美，歌鸣悦耳，所以“莺啼春暮”也更令少妇感到空闺寂寞。
例如这些闺怨诗的其中一首《春怨》(金昌旭)：“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是莺啼引起怀人之梦，又是莺啼而惊破梦。
而《思君恩》(令狐楚)中诗人以逝去的莺声写冷宫凄寂，衬托出了主人公的哀伤之情。“黄莺”为候鸟，漂泊无依的俄侨诗人别列列申因战流亡异乡，“黄莺”这一意象使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产生共鸣，于是借“黄莺”之物抒发孤独寂寞之情。
在抒情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意象是“月”。“月”在古诗中的内涵非常丰富。
自古月圆伤离别，“月”这一意象自古以来在中国就代表团圆之意，在“圆扇”这一同样是中国特有意象的衬托下，《怨歌行》(班婕妤)这首诗表达了女主人对夫妻合欢的盼望。
此外“月”也经常用来反映诗人骚客孤独寂寞的心态，抒发他们的愁苦之情。例如在《月下独酌(其一)》(李白)中，“待明月”“月徘徊”等字眼，表现了诗人难以排解的孤独。别列列申一生追求自由，向往“回归”祖国。诗人从小就漂泊他乡，但始终不忘血管里流淌的是俄罗斯的血液，对俄罗斯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思念和热爱。[4]
特别是他在中国生活的早期，写下了不少有关思念祖国的诗篇：总也忘不掉那六个字母，为什么一直都忘不掉她?/美洲找也找不到的国家，/我想去但去不成的国家。又如：岂止我深深眷恋俄罗斯?/我发誓爱她的体魄强健，/爱蓝色眼睛，金色发辫，/只爱她一个，爱到永远!(《俄罗斯》,1944)。[5]
别列列申一生漂泊，直到逝世都没有办法重回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以祖国为创作源泉，未带走故乡的一片云，但却带走了对祖国、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爱。正是由于这份爱，他把对“家”的思念，对异国他乡的爱，这双重情结交织在其作品中。可想而知他的思乡之情有多么强烈，于是借“月”之景抒发思念故乡之情。
别列列申翻译最多的当属李白的诗歌，其中有诸如《将进酒》《行路难》《古朗月行》和《月下独酌》。在这些译作中常见的意象为“酒”以及“金樽”“钟鼓”等饮酒器具以及饮酒作宴时伴乐用到的乐器。
诗人们官场不顺时常常借“酒”消愁。例如在《将进酒》(李白)中诗人在政治上被排挤，受打击，理想不能实现，常常借饮酒来发泄胸中的郁积。借酒兴诗情，以抒发满腔不平之气。
别列列申所加入的“ 丘拉叶夫卡” 的文学小组遭到诽谤，在那个年代，他的作品没有受到大众所喜爱，他的才华也没能得到施展，甚至差点两度从文坛隐退，于是借“酒”之物抒发怀才不遇之情。
此外，别列列申在翻译李白诗歌中时使用的常见意象还有“黄河”“江海”，作者用滔滔的黄河和波涛的江海这些想象出来的壮观、气势磅礴之景表现了自己内心的雄心壮志。别列列申因才华无法施展，内心郁结，于是用“黄河”之景抒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愁绪忧愤之情。
“寒梅”是中国古代诗人常常隐喻或是抒发感情的意象产物。例如《杂诗》(王维)中，“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梅”作为中国的“四君子之首”凭着耐寒的特性被视作傲骨高洁的象征，而在本译作中除它本身作为一种思乡的代表，亦是对自己志趣的象征。
“梅花”意味着清白孤高、不流于俗，自信乐观、顽强坚韧，而中国佛教道教文化对别列列申的价值观念影响深远，他淡漠人生，不追求功名利禄，他更是很少有对命运的抱怨和社会的愤恨，于是借“梅花”之物抒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洁身自好之情。
别列列申十分认同中国的文化，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无论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是诗歌翻译中都掺杂了大量中国元素，如诗歌 ?Чжунхай??Хуцинь?[6]。其中很多是借鉴于中国诗歌的意象。
因为意象本身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可以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熏陶。融情于景、景随情变。诗人从典籍中，从在中国的游历亲身体会中获取了很多在俄罗斯没有的文学创作样本。况且别列列申本身精通汉语，在这样长时间，富有深度的熏陶下，骨子里是油然而生的浸满热爱的中国情，在中国的游历，使诗人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相当熟悉和了解，尤其对中国的古典诗歌、绘画、书法和佛学情有独钟，从中吸取的养分也不断的融合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中。[4]
作者曾把儒家观念、科举考试、民间习俗融合创作。例如在《游山海关》中写道：“西天映出鼓楼的剪影，庙中供奉着圣明的文昌君，为了考场不至于胆怯，学子们带来了香烛做供品 ”。就描写了中国民间上香，摆供品，祈求平安、顺利的习俗。以及关于佛教的观音，阿弥托福，菩萨，荷花(莲花)等意象。
除此之外诗歌中常常出现一些诸如茶叶、扇子、松树、菊花，胡琴等中国特有的人文意象和一些与民族风俗相关的常见诗歌意象。
五、译作中中国相关描绘手法的运用
中国唐诗中的停顿对别列列申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停顿，保证了诗的节奏，别列列申所做的诗歌里遵守了停顿的原则，在他的诗译中同样如是。
在《团扇歌·译者的话》里，他对自己的翻译原则做了阐释。他发现了古诗中的“停顿”，后来，又把这一手法应用到了自己十四行诗的创作中。到了巴西时期，他的诗风和翻译技巧都趋于成熟，《团扇歌》中停顿手法的着意使用，已经走向了逐步的完善。
除了诗步、停顿等技巧的借鉴之外，别列列申还对中国的诗歌描写手法进行了借鉴。在他的诗歌中，借景生情的手法是十分突出的，在这方面他在俄侨诗人中间也是首屈一指的。[7]
例如在别列列申翻译的写景诗《登鹳雀楼》(王之涣)中，大多数不光只是写景，而是借景抒情。这首诗通过写诗人在登高望远时所看到的壮观景象，表现出来他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中国古诗特有的艺术手法影响到了别列列申。说瓦列里·别列列申的许多抒情诗就是用俄文写成的中国诗，一点不过分。[2]
别列列申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加入了引用前人经典，增加注释等中国创作手法，同时也借鉴了中国的平仄格律和对偶的创作手法。别列列申对唐诗理解非常深刻，唐诗的引用丰富了诗作的内容和寓意，大大增强了其中国色彩。
可以说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对他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转化为翻译。
在俄罗斯和中国文学上，别列列申做出了特殊贡献，多亏了他的创作和翻译，才有了国际对文化和文学领域的熟知，这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文化差异。各国文化和文学在世界上相互作用，另一种文化的影响是通过采用另一国的文化来实现的。[3]
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妨碍了传播和交流，但是，作为诗人和翻译者，别列列申作为俄罗斯人民的代表，接受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不仅通过原著的转变，而且还通过向读者传达美学的能力，显著地结合了两种文化，感知和艺术价值。他在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