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享年40岁，孔子悲痛欲绝。因在孔门众多弟子中，颜回是被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孔子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
追悼会现场，孔子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来，颜回的父亲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先生节哀顺变，为表达您的哀思，能否用您的车子改制成棺材来安葬颜回呢?”孔子一听就止住悲伤回到现实：“没有车乘了，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这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因为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作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不已。
从古至今，座驾不只是官员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头戴乌纱，就没法排除对座驾的关注情结。连孔圣人都无法逃脱公车情结，其他人更是如此。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公车腐败，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车，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予以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首先是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边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边都漆成红色;其次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方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人们常说的“冠盖云集”，即指众多官吏座驾聚集的场景。
尽管各王朝有明确规定，但历史上各种公车腐败却时常上演。
春秋时期卫国卫懿公当政时，政治腐败，连他的宠物也乘上了高级官员乘坐的轩车，百姓大为不满。所以当狄人攻卫时，大家一哄而散，说让您的宠物去打仗吧。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了。
南北朝时期又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很多君主和百姓非常推崇“魏晋风度”，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求个性化。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官车使用种类最为繁多的时期。比如宋文帝喜欢乘坐羊拉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品位;南北朝时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经常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而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北朝宋的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经常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
明代朱元璋就曾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朱元璋好私访，经常潜行于金陵城(南京)的街头巷尾探察民情，有车也不用。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他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
清代雍正和乾隆以后，统治者进行大胆改革，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大家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乘轿省得多。而那些要撑体面的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