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之于高邮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水土之间的关系。水土关系维系着乡土世界的秩序。大河涨水小河满，密布的河流就像是平原的筋脉，水便是养育日常的血液。枯水的时候，土地焦躁无助，这在水系发达的高邮城也并不少见。风调雨顺之外更多的是水之患。薄弱的水利工程使艰难生存的民众果腹尚不能及，只能眼看着天灾成为殃及城池的人祸。据新编《高邮县志》统计：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三百多年间，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尤其在康熙八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高邮北乡去往界首镇方向的清水潭连年决口。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水潭堵口即将完工时又决口。东西一片汪洋，茫茫无边，风起则恶浪掀天，寒至则坚凌冻结。淮安府山阳、盐城，扬州府高邮、宝应、江都、泰州、兴化等七州县的农田尽沉水底，民房漂荡，男男女女流亡十余年，商民船只经此处时，沉舟殒命者不计其数。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水潭再次决口，旋澜飞沫，如雷如电。蒲松龄在《清水潭决口》中写道：
……波山直压帆樯倾，百万强弩射不息。东南濈濈鱼头生，沧海桑田但倾刻……
高邮城苦水久矣!这一点19岁离开故土的汪曾祺是清楚的，所以在他乡见到乡人，他总要问问家乡的水。在《猎猎——寄珠湖》中，他这样写高邮的水：“脚下，河水澌澌地流过;因为入秋，萍花藻叶早连影子也枯了，水越显得清冽;多少年了，它永远随和又寂寞地轻轻唱着。隔河是一片茫茫的湖水，杳无边涯，遮断旅人的眼睛。”
一
汪曾祺笔下的家乡水所呈现的宁静、平和以及明净，事实上是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1981年，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汪曾祺受邀回乡，并欣然应允同时调查高邮的历史情况。很快，因为《人民日报》的约稿，汪曾祺将回乡的工作方向调整为调查高邮的“水利建设”。汪曾祺在致乡人刘子平的信中说：“《人民日报》知道我有回乡之意，曾约我写一点家乡的东西，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现成的题目是《故乡水》。听说高邮的水患基本上控制住了，这是大好事。我想从童年经过水灾的记忆，写到今天的水利建设。如果方便，请与水利部门打个招呼，帮我准备一点材料。胡同生(此人你当记得)在江苏水利厅，届时我也许拉他一同回来。他是水利专家，必可谈得头头是道。”
这次调查家乡水利，他去了川青、车逻两个公社。个中细节，在后来的文章《故乡水》中均有记述。川青属高邮湖的北乡，比邻兴化，是里下河平原的低洼之处，俗有“锅底洼”之称。宋代乡人秦观有诗曰“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形容高邮城如倒扣的水盂，川青、临泽等地便是水盂之底。这里是上河来水的最终淤积之地，长年受水患之害。车逻则是高邮城的上游，滨运河东堤而居。上河来水必是破车逻坝或过车逻洞而东去，所以这里是遭受水患的首当其冲之处。在这两个公社考察水利，基本上可以把高邮水利之“来龙去脉”理清明白。
车逻在运东之首，也是高邮城南去江都之咽喉要地。据传，这里曾是秦始皇南巡舟车经过的地方，故有此称。民间传说里，人们总有一种依附名人的意图，大概也是想蹭红人的“流量”。众多帝王中，秦始皇、唐太宗以及乾隆帝是被附会最多的人物。车逻在远离城池的乡间，汪曾祺是熟悉的。他的第一任继母张氏，是公田张家庄人氏，即在车逻;第二任继母任氏家住邵伯。他随继母张氏到张家庄去，和大姐坐独轮车到第二任继母邵伯任氏家去，都要从高邮城一直向南，车逻是必经之路。及至后来他去扬州、去江阴南菁中学、去西南联大，都会经过水陆要津车逻小镇。
汪曾祺在《木香花》中说：“……从运河的御码头上船，到快近车逻，有一段，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同仙境。”他说的仙境自然迷人，但车逻沿运河一线所承载的水患也是极其惨重的。可以说，引运干渠首的车逻洞、车逻闸、八里松洞、南关洞、琵琶洞、头闸、周山洞、界首小闸、子婴闸等水利工程，就像是书中的文字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记忆和错综复杂的情感。它们养育着水边的“仙境”，也寓意着这是一处充满灾难的“魔界”，昭示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朴素道理。
水灾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患难，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却可能是一次难得的创作机遇。也许这样描述灾难与一个作家的关系显得有些令人心寒，但水对于一座城市、一个族群以及一个人的影响确实是错综复杂的。虽然不可以因此鼓舞庆贺，但它带给人们利弊共生的影响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汪曾祺对于水灾的关注与思考是有一种基于宗族和阶层的传统与自觉的——学人杨早先生将其创作与阶层的关系归纳为“水灾叙事与士绅传统”，可谓精当而深刻——可以确切地说，汪曾祺文章中的水意以及他日后对水的关注并非偶然。
关于水灾叙述在高邮也有传统。除了汪曾祺在《皇帝的诗》中所载，著名的康熙、乾隆二帝多次驾临高邮视察水情，并留下关注水灾和民生的诗词外，本土诗人通过文艺表达对水灾的记录也很多，如谈人格有《清水潭决纪事》：
危堤乍欲溃，惊走鸣鼓鼙。河弁讵弗闻，夜半贪安栖。
涓涓不早塞，后悔乃噬脐。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
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谈人格是当地士绅，也是汪曾祺的长辈。在《我的祖父祖母》中，他写道：“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我的小说《徙》里所写的谈甓渔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据《再续高邮州志·艺文志》记载，谈人格，同治九年(1870年)考取江南第一名优贡，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历署赣榆县教谕、淮安府教授，中举后补授砀山县训导。同样属于士绅的汪曾祺族人杨福申，也有对水患的关注。杨福申是汪曾祺生母杨氏的叔祖父，终生未仕，替在京师的兄长管理家政，支应用度。他在《水车行》中夹叙夹议地写道：
爰有头闸设城北，水门苦高流苦塞。大田龟坼秧针枯，农夫仰天长太息。……水车百计人千计，水声澎湃人喧哗。踏车相戒勿偷惰，劳悴差逾袖手坐。……妇子远饷来纷纷，人声鼎沸天应闻。……畴将疾苦告当途，弊政奚难一朝革。我闻因民所利利最溥，不费之惠在官府。愿将歌谣备采风，未必将来绝无补。贱士可怜言总轻，刍荛安用鸣不平。
所以说，汪曾祺家族和高邮的士绅阶层关注水患与民生绝非偶然。事实上，历史上关于水患的记载很多，如明代学者童冀也有《水车行》，中有“但愿人常在家车在轴，不忧禾黍秋不熟”的喟叹。汪曾祺关注水，乃是家乡实情，是家族情怀，更是士绅阶层的一种自觉。这种自觉相对于官方的关注显得更为仗义与温情，甚至会有比行政更有效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现实里，关于水患之痛，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也常是对灾难认定的一个痛点。究竟是因为运河大堤本身的薄弱，还是官方管制的不力——除了那种无可抗拒的灾难之外，人的因素确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或可通过另外一个例证得到一些启示。
谈水利建设，历朝对运河之滨沿线城市的关注不可谓不殷切，但较之于天灾，人心之险恶有时候是甚于自然的。运河流经高邮段，历代兴修水利力度很大，到清朝一代建成“归海五坝”。明后期以来，由于淮河水不能通畅地由洪泽湖东出清口会黄河，万历年间开始由里运河分减一部分入江。清初，运河屡次决口。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靳辅建通湖22港，建归江归海减水坝、归海坝共8座，都是土底草坝。后张鹏翮改建为石坝，共5座，从高邮至邵伯依次为南关坝、五里中坝、柏家墩坝、车逻坝和昭关坝。后柏家墩坝废，别建南关新坝，统称“归海五坝”。高家堰上的“仁、义、礼、 智、信”五坝称“上五坝”，“归海五坝”称“下五坝”。“归海五坝”调节运河与运东平原之水位，吞吐之间控扼着里下河的安危与民生。江淮大水经由归海坝东去，受危害最大的当然是下游洼地的城市，诸如兴化这样的县城对于归海坝放水最为关注。
然而，水对于兴化和高邮，又有着不同的意义，正所谓“青蛙要命蛇要饱”。兴化的知县到了水情紧张的汛期，会带着百姓驻在高邮的运河堤上保堤，因为高邮只要开坝，江淮之间的水就由此东去，归于下河的“锅底洼”，从而让早稻绝收。1849年夏天，五十多岁的魏源出任兴化知县。兴化地势最低，宛如大锅锅底，洪水一来，最终全归于此。附近几县人民全靠高邮城西京杭大运河的百里大堤拦着高邮湖和洪泽湖的洪水。当时长堤上设有五个大坝，遇上水情紧急，河官害怕长堤决口，掉了自己的乌纱帽，就会下令开坝泄洪。魏源上任后直奔大堤察看水势，组织百姓筑护河堤，并阻止河官启坝。他担心自己位卑力单，不能说服河督，又亲赴总督陆建瀛处击鼓撞钟，请求陆建瀛坐镇救灾。魏源自己则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农民挑土护堤。暴雨持续下了一天一夜后仍没见停歇迹象，河督发了急，当着总督的面再次强令启坝泄洪。眼看兴化的万亩良田稻谷即将淹没，魏源便顶着风雨，扑倒在河堤上，痛哭道，要启坝就先让水把他冲走!魏源带头站在河堤上，不肯离去，当地群众见此，纷纷涌上河堤阻止，场面十分壮观感人：“自辰至未，屡为巨涛所漂，士民从者十余万。”第二天傍晚，洪水退去。魏源浑身泥水，双眼被暴雨和风浪击打得赤肿如桃，总督陆建瀛见此，百感交集，忙从堤坝上扶起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这一年秋后，兴化县获得了特大丰收，百姓有感于魏源救稻之恩，称其稻为“魏公稻”。
后来，魏源升任高邮知州，这是魏源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官职。后在任上被削职旋即复职，魏源再也没有赴任。魏源晚年曾寓居高邮两年，增补《海国图志》并作序，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现代中国史上颇有声望。可以说，这位湖南邵阳人是在高邮达到了他官运以及思想上的“高光时刻”。在里下河地区，即便是在高邮，对于魏源政声的了解，更多的是关于他带几万民众保堤的事情。兴化人后来将其附祀在范文正的祠堂，人们心心念念的依旧是他以身护田的事迹。可见，水与里下河平原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理好了水政，旱涝保收，大概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终极考核指标”。
二
汪曾祺对家乡水患的直接认识，以及日后走到哪里都惦记高邮水情，大概是以1931年江淮特大水患为记忆中心的。这是时年十岁的汪曾祺印象最深的一次水患，也是里下河平原百年未遇的一次特大灾害。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回忆这场他亲历的大水：
……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石工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
1931年8月26日高邮决堤之后，沪上《申报》9月1日刊登了江苏水灾义赈会题为《救命!救命!!救命!!!》的紧急启事。后来的高邮救灾，主要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主持，主体款项来自一位自称“林隐居士”的匿名善人20万元的捐款。华洋义赈会复堤的倡议者、监管者是美国传教士托马斯·汉斯伯格(中文名何伯葵)，工程的技术人员是隐退的王叔相将军。
对这场大水的救助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完成，且民间力量远远超过了“当局”，这在赈灾历史上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汪曾祺对于地方组织的救灾行动，在他的小说《钓鱼的先生》中有所提及，实际上，正是以小说人物王淡人的原型汪菊生为代表的士绅们通力合作，与政府共同完成了这场世纪灾难的营救工作：
……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了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
汪曾祺强调“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文章中提及的“华洋义赈会”某种程度上成为这次救灾的重要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以自发自救为缘起的。士绅作为民间力量的主导，在这个危情时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时设在上海的华洋义赈会是一家教会主办的慈善组织，该组织在泰州地区的负责人何伯葵为何会组织来高邮调查灾情并最终提议和组织救灾工作?一方面是当时媒体的集中报道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就连美国航空英雄林德伯格夫妇也驾驶飞机在灾区进行了航拍和灾情调查;而另一方面也是兴化人的努力。兴化在里下河腹地，当地人知道运河大堤不修复，日后灾难还是会降临，所以兴化人赴泰州找到何伯葵，申告灾情，促使他靠着自造的船只到高邮地区调查灾情，并赴上海汇报情况，最终说服华洋义赈会确定拨款赈灾。
然而，修复高邮大堤的费用以及修堤的主要人员仍旧是民众中铁肩担道义的士绅们，这在后来的研究资料中也屡有提及。华洋义赈会收到江北的捐款范围很大，就连当时歌厅的舞女艺人都纷纷解囊相助，而这笔善款的主体部分则是一名未能查到姓名的“隐士”毁家纾难，定向捐助江北修复大堤。近百年后，再看这位隐士写给当时华洋义赈会的信——这是他与这场灾难唯一的一点蛛丝马迹的联系，依旧能够看到士绅们在大难面前的自觉担当：
敬启者：
鄙人遁迹深山，与世隔别，已有年矣，而尚有一线之牵，未能尽绝者，乃儿女辈每将沪上日报，汇寄山间。儿辈孝思不匮，恐我深山寂寞，藉报纸以解烦闷，鄙人亦不忍拒却。惟寄来报纸，日积月累，从未拆阅，悉皆束之高阁。日来鄙人静坐不宁，心潮起伏，颇觉不安，自念心性不纯，渣滓不尽，擅作面壁妄想，引以自责。一面仍诚念镇静，多方自贬，依然不能自止。随手捡取报纸一束，展开阅看，藉解繁念。讵料各报详载南省各地水灾，水深火热，灾情汹涌，并有胡文虎大善士捐助虎标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各种药品及巨额捐款，并由海外侨胞，国内善士，踊跃认捐，拯救浩劫。鄙人隐居幽谷，观此惨状，不禁触目惊心。窃以连日之心潮起伏，坐立不宁，实为我佛慈悲，默示救人救己之真谛。虽我辈以色空两字自守，然终不能见死不救，故毅然扶杖下山，与妻儿辈商毁家纾难之策。幸妻孥等乐而不拒，一致赞成，并促鄙人救灾如救火，速于进行，业将所有薄产全数变卖，得洋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余元，除提出洋二万九千八百余元，为山荆终老之资，及儿辈分润外，今将余剩洋二十万元恳托友人汇呈贵会，以充灾振之需。素仰贵会历来办赈认真，款不虚糜，实惠灾黎，活人无算，全国有口皆碑，毫无宗教歧视，及政治作用。惟是自惭绵薄，明知杯水无补于车薪，尚望华洋善士，鉴我愚诚，闻风兴起。要知此次灾情，为千古罕有之浩劫，凡我国人，自应共同奋起维护，庶灾后余生，稍得保存元气。尚望贵会诸大善长，抱己饥己溺之怀，登高呼救，则聚沙不难成塔，集腋乃可成裘，俾数千万嗷嗷待毙之灾民，更生得庆。而鄙人在山，当为诸大善长朝夕馨香祷祝于无涯矣。鄙人俗事终了，即日重入道山，从此心地清凉，不与世事，不复再履层寰半步矣。
此致
华洋义赈会诸大善长先生慈鉴。
林隐居士合十
再启者，鄙人续见连日报载江北水灾异常严重，积水不退，惨象难详，可否将鄙人助款，移赈江北。现在亟宜宣泄积水，以工代赈，两受其益，使灾民有更生之望，则来岁春耕，不致颗粒无收，尚乞诸善长注意及之，倘鄙意与事实有不能进行之处，则请贵会择要支。
林隐士毁家纾难的义举，给这场灾难的营救带来了一线光亮。在费用来源得到充分保障之后，何伯葵先生来邮组织修复大堤。对于这个教会人士而言，工程技术问题并非他的专长。于是，技术问题由一名归隐乡间的水利专家王叔相来解决。
王叔相本名王宝槐，1868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出生于淮安府清河县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浦区)，以字行，民间又多称“王将军”，系中国同盟会会员、法国水利学科博士、苏皖边区政府参议会驻会参议、上海华洋义赈会苏北分会负责人、江苏省政府议员。这位王先生喜收藏、精鉴赏，工书法，善诗文，尤擅治水，著有英文版《河海水利工程纪要》，今散佚，另编著《勘泊纪略》，为民国铅印本，幸有存世。王将军是有独立性格的士绅，当年负气辞了国民党的职务就是对当局不满。后来勉强同意参加运河水灾情况勘估是因为不忍下河生灵涂炭。华洋义赈会请王将军作为修复工程的技术总指挥，那只是江苏省政府单方面的推荐。王将军熟悉运河情势，是专业的水利工程学家，又多次参与过运工的修建，他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华洋义赈会的绍特先生写信给何伯葵，让他商请高邮县府出面去请王将军。何伯葵担心自己一人难以说服王将军，便又请他的夫人艾格里斯——一个淮安长大的孩子——帮助他一起去请王叔相将军。艾格里斯的父亲詹姆斯·伍兹是位医生，在淮安创立了仁慈医院并成为主管人，在淮安长大的她也是这所医院的护士。当年，王叔相的母亲病重，请了好几个中医都束手无策，急得家人团团转。老太太一生信佛，坚决不肯去洋人的医院。艾格里斯的父亲是个热心人，听说王将军的母亲病重，就派人去探望，并让自己医院的一名中国医生前去出诊治疗，不久大病痊愈。从此，这两个家庭也就结下了情缘。
王叔相到高邮修堤，提出要求有三：不听官方遣用，不受任何职务，不取分文薪酬。这是民间士绅阶层的骨气。当然，这里并非刻意将民间和官方形成对立之势，只是强调士绅阶层有自成一派的处世风格，它并不依赖于行政或者经济手段，而更多的以气节以及真才实学为基石，在危难之际更能突显其独特性，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民间自救形式。
三
乡人金实秋在《水边的抒情诗人——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里，回忆了汪曾祺回乡的经历，特别是关注和考察水利的经过：1981年10月6日，汪曾祺乘车南下，7日先抵南京，在南京逗留三日，先找了初中同学、江苏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胡同生，听他介绍高邮的水利工程。10月10日自南京抵高邮，11月23日前往镇江。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期间走亲访友，游玩胜迹，也观察故乡市井人物，还要为母校与机关干部举办文学讲座。而《故乡水》是已经答应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汪曾祺“硬是挤出时间，起早带晚地翻阅了当年出版的《运工专刊》《勘淮笔记》等大量有关高邮水情的文字、图片资料，还接连参加了由高邮水利专家、水利技术人员介绍情况的座谈会，访问了县里几位前后主持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到运河畔的车逻公社、‘十年九涝、十涝九灾’的全县地势最低洼的川青公社实地考察了一天。”
在汪曾祺的《故乡水》中，除了交代写作的前因后果外，还用超过一半的篇幅记录了对“老杨同志”的采访。这位老杨同志带领大家兴修水渠，让久受水旱之苦的车逻地区有了自流灌溉，但因为私自买卖耕牛筹集经费，修渠又占了私田与私坟，被人联名控告，最后的处理是撤职，留党察看。汪曾祺对这位“以民为本”的前官员相当欣赏，在《故乡水》的末尾写道：
对于这个人的功过我不能估量，对他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和挖掘私坟的作法无法论其是非。不过我想，他的所为，要是在过去，会有人为之立碑以记其事的。现在不兴立碑，——“树碑立传”已经成为与本义相反的用语了，不过我相信，在修县志时，在“水利”项中，他做的事会记下一笔的。县里正计划修纂新的县志。
意犹未尽，汪曾祺又补了一笔：“这位老杨中等身材，面白晳，说话举止温文尔雅，像一个书生，完全不像一个办起事来那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人。”
汪曾祺1986年写作的《他乡寄意》，再次确认了他1981年回乡的主要动机是“关心水灾”：
……县城的西面是运河，运河西堤外便是高邮湖。运河河身高，几乎是一条“悬河”……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我是亲历的。湖水侵入运河，运河堤破，洪水直灌而下，我家所住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激流汹涌的大河。这一年水灾，毁坏田地房屋无数，死了几万人。我在外面这些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是我的家乡又闹水灾了没有?前几年，我的一个在江苏省水利厅当总工程师的初中同班同学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他告诉我：高邮永远不会闹水灾了。我于是很想回去看看。我十九岁离乡，在外面已四十多年了。
苦水久矣的高邮城，对于汪曾祺而言也是苦楚的，这种苦楚之意和由来已久的士绅们对水之苦情的关注与关心出于同一种情怀。他和父亲汪菊生一样，即使在水灾频仍的时候，自身也不存在艰难的生计问题，但他们仍然会想到别人的苦难与悲情，这是一种自觉的情怀，所以水一直成为他人生和写作中的必然关注。
水破坏过历史，也养育着当下，更在某种意义上昭示着未来。水究竟在汪曾祺，在高邮小城以及平原乃至所有土地上有着怎样深沉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不必去做什么理性的探究与归纳，文学的表达反而显得更加人性和温情。水土关系的某种隐喻与哲思，就像是水乡人天生柔婉绵密的情绪，难以被真正地准确解读。多水或者缺水，都是水与土紧密而深刻的关系，这种关系维系着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或至少是与生长有密切关系的——在平原的世界里，这更是超越肉身生长的一种精神构造。汪曾祺曾自我总结为：“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按学人杨早之意，他的文字里虽不乏洋洋出尘、不滞于物的道家风韵，但根底是儒家的诗教传统，也是士绅传统的伦理核心。
这一点在汪曾祺的水灾叙事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后人对汪曾祺的种种评价，有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归纳——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士绅并非是某个城市的“专利”，在高邮小城，或者如同高邮一般的诸多小城中，这样的人很多，只不过他们在一个时期、一个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一点，毋庸讳言，这种品质和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城乡共生的生活。本来，市井与乡土在地理上被人为割裂，在精神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因为水，它们又发生着肉身和精神上的联系。作为在市井中悠然生活的士绅，他们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即便是灾害到来的时候，他们事实上也可能比乡民有更多获救或者逃跑的机会，但是，当车逻洞的水一泻千里带来患难的时候，无情的水流中也有士绅们心里流淌出来的悲天悯人之意。
汪曾祺在此生活的十九年，特别是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水患，历朝水患中士绅们对民生之艰的喟叹，成为一种隐秘而强大的民间情绪，维系着绅民之间的联系。今天，虽然城乡被“二元”两个字在形式上割裂，但这种相互的安慰与共生依旧生生不息地温暖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溯流而上的话，远到屈原的《离骚》中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情叹息。在我们这个历来重视农业的国度，关注水土交融基础上的民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今天我们关注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也自然是此中世代流传的民本思想。这不仅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时代的话题，更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话题。
汪曾祺作为文学家，用深情的笔调写了许多与水有关的文字，以至于他的文字里总是有水意。在《菰蒲深处·自序》中，他讲道：“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而在《水乡杂咏》中他更是直陈：“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
水土在城乡是一个话题，更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伟大命题。对于写作者而言，“沾染”了一点联系都会是幸运的。文学里的城乡世界中，水患或者缺水既是灾难，也是力量，更是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