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无一坏人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贾似道《悦生随抄》转引刘壮舆《漫浪野录》)“无一个不好人”，这成为苏东坡极有名的一句话，也是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人们试图从这当中认识一个宽容到不可理解、至高境界的圣人般的苏东坡。的确，这作为一句表现姿态与胸襟的名言，总是让人玩味不尽，并时时受到感动。不过引用的时候，人们也不免疑惑：苏东坡竟然如此容易遗忘，或不辨丑恶，或虚言敷衍，或大言欺世?总之在感动和向往中，还有些许不解和不安。
一个人大度宽容如此，谁都无话可说，但是私下里却要存些疑虑。苏东坡非但不是木石之心，而且极度敏感，他非但不会遗忘，而且有着超人的记忆力。他当然懂得追究，心如明镜，不会不记得一生跌宕，一道道生死之关，对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一些细节，会一直记忆犹新。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记忆，他又与许多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人性之恶、人性在特殊的环境中怎样发生变异，阅人无数的苏东坡当然熟知洞悉。所以他的那些话究竟是在某个特殊语境下的极端化表达，还是经过了深入思辨后的理性之言，真不好说。人们常常说“没有彻底的坏人”，但“坏”总是在经验中被量化和本质化的，有指标并且有具体表现，还不能说是一种虚无的假设。既然这样，事关原则，诗人的话是鼓励遗忘，还是出于一种大怜悯之下更高的俯瞰?这种视角也许可以消除憎恨，也许根本就无济于事。“无一坏人”之说等同于取消原则，取消道德判断，也即等于无道德。这样的推断可不得了，所以现在还需要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和维度去体味这句话。
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直击沦落客
人们谈到苏东坡的高风亮节，他的仁慈和宽厚，愿意援引他和死敌章惇相处的一些关节，特别是后者在最为潦倒时期，苏东坡的一些表现。它们有案可稽并非杜撰，人们在展读苏东坡关于这样一位至恶的死敌的一篇篇文字时，不禁惊得合不拢嘴。我们发现，他对沦落的政敌如此厚待和宽容，讶异之后就是激烈的称道。当章惇老年被贬到雷州时，苏东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写信“海康地虽远，无瘴疠”(《与黄师是》)，还说弟弟子由曾在那里安稳地居住了一年，希望能够以此来宽解章惇的家人。在写给章惇的儿子章致平的信中，他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与章致平》)并将自己写的《续养生论》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章惇参用。深受感动的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恰处看到这些文字。历史上没有记载章惇本人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也只能猜测了。想必是感动并存疑惑，迷茫更有惊惧。在天网恢恢、无一疏漏的果报中，章惇踏上了同样致命的险境。这时候从鬼门关极窄的缝隙里望去，那个曾经被自己百般用心、急于杀之而后快的死敌，该是怎样一张庆幸和狞笑的脸，或怎样一种饱经沧桑冷漠沉重的目光。令章惇大惊失色的是，这一切在对方那儿竟然全都没有发生。这一定使之错愕，最后低头沉寂。
也许在客观上这仍然属于生命的对峙，是一种冷酷对决的继续。对苏东坡而言，这也是给予对手一次最直接的迎面痛击。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站上不可企及的道德和人性的高度。他当然知道对方此刻处于怎样的困境，正忍受怎样的屈辱，知道这种命运的反差带来的委屈、恐惧和痛楚，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个中滋味诗人当然太熟悉了，就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就如同自己在亲身经历和忍受一样。这种重复，而今正落在政敌身上，且是对自己不惜动用最大杀伐之力的凶狠之敌。在这个时候，苏东坡没有陷入通常以恶报恶的自然循环之中，而是报以超人的善意和仁慈：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切地给予关照。起码在文字上，这些表达恳切清晰毋庸置疑。这就给了对方一记沉重的打击，而且是更内在的、极具毁灭性的。这是致命的打击。这等于对凶狠的挣扎者又补上了一脚，直击命门。凡人皆有良知，哪怕只存于心之一角，而这正是苏东坡此刻需要将其呼唤出来的。敌人至此才会彻底绝望，然后陷入深刻的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