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不会因为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显得空寂，也不会因为许多生命的加入而变得拥挤，他们就像上苍不经意的假设和创造一样。在上苍微小而又巨大的意志中，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一味地陷入痛绝。既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月亮也常有圆缺，现代人知道了皎洁的月亮还有背面，那就暂时栖息在它的背面吧。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等待，到了那个时刻，我们还会像诗人那样，喊出一声“婵娟”。
罪孽和果报
古往今来，多少人对于可爱活泼、才华四溢的苏东坡给予同情：无边的喜爱化为诸多言辞，一时铺天盖地。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物欲横流，人们急于寻找各种各样的安慰以获得满足，严厉沉重的记忆将被排斥，因为我们更加不忍也更加匆忙。我们心中沉淀了黄沙，它们被数字洪流裹挟而来，填得太满也太沉，行路艰难，度日尴尬。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自己的精神生活，需要庸碌中的一点舒缓和光亮。我们喜欢新奇，喜欢悲喜剧，喜欢它们稍稍轻松地化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们特别受用那些滑稽而不是真正的幽默，乐意接受那些被简化得清清楚楚的、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换算即可解决的智力游戏，而不愿面对更深奥更晦涩的数字玄妙。所以，一个令人喜悦的、概念化的、我们为之痛惜和爱护的苏东坡，似乎更合口味。他的那些美妙佳句早被我们收在囊中，偶尔拿出来抚摸。二十一世纪被污染了的日光，隔着厚厚的污浊的大气透射过来，我们手中的珍藏发出了异样的光色。这时候相互交换的欣喜的神色就会产生。各种口吻送来彼此相似的情报、诗人的故事，它们辗转不休，有一万次或更多的重复，相互诉说，既快乐又动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记取他的那些大小悲欢、爱与缠绵、机智和勇敢、神话般的经历、顽强的或短促脆弱的生命。这些故事堆积起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故事、中华故事。就此来说北宋并不遥远，我们真的一起走入了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好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抬头就看到了那顶短沿高筒的“子瞻帽”。我们愿意仿制这样一顶帽子，在手中传递，走亲访友时或可当成礼物送给他们。我们把许多时间用来抱怨，甚至用来诅咒，为诗人所有的厄运愤愤不平。我们愿意遗忘和忽略许多，我们并不愿过多地追问。
实际上一个人既然投身了科举，也就投入了一个利益集团所给予的一切，有时候会在不察中分享和受用。只要稍稍翻动纸页、面对真实，就会发现这个集团的罪恶已经是如此之巨、如此之久，长期以来被世人接受并进而忽视，有时甚至习以为常，认定了天生如此。“家天下”的荒淫无耻、巧取豪夺和豪取豪夺，简直罄竹难书。所有进入者都会分一杯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仕的个体，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能否洁身自好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体制性结构，是必然的归宿和结果。一个享有厚禄的官僚，他的一切所得都来自劳民血汗。为官的过程不过是积孽的过程，所有这些自有报应。人生的平衡力将来自我们未知的方向，但它一定是存在的，在任何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原则。
就此来说，具有非同一般觉悟力的苏东坡，不安与痛苦是有的，因为在许多时候他都是一个醒者。“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受之。”(《与孙志康》)他不顾一切地奋勇而持久的抗争，许多时候不仅针对外部，同时也是针对自己。他知道杀戮者必得报应，攫取者必要偿还。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大杀戮者，无论假以多么崇高的名义，无论是项羽还是韩信，他们虽然出于不同的营垒，但毕竟都是杀戮者，最后的命运无不悲凄。胜利者的罪恶并不比失败者少，有时候还多于失败者。
“果报”是一个佛教用语，它让一些人害怕和回避。这个字眼的确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只有它所指示的路径，才能让某些强者进入自己难以控制和支配的空间，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命运的盲角。苏东坡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员，他享用、任性，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如此。这些甚至写在了他自己的歌赋中，可见事实之一斑。北宋官场的奢华，诗人无可逃匿，这也不是苏东坡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定与戒，就能够将一切拒于身外的。汴京慵懒浮华的灯火，烛光下舞动的曼妙女子，夜夜笙歌，彩船骏马，紫袍金带，那一场连一场的豪宴，前后不见头尾的仪仗，最适合留在词中。词作为一种古怪的体裁，长短句的切换是那样做作和不自然，离开了音乐的陪伴，独立成文，也仍然散发出一股俗腻的气味。它与北宋官场生活、市井生活，也许是十分谐配的。苏东坡对这些实有警觉，他写道：“宠禄过分，烦致人言，求去甚力，而圣主特发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岂敢复作久计也。”(《与徐安中》)尽管如此，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该经历的全都经历了，剩下的就是长长的结算之期。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储存有一个存根簿，所以结算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