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翻读史册还是将目光收回，从浩瀚典籍到碌碌日常，类似的触目惊心之恶之血腥历久不绝，它们统为专制之特征，属于必要生发之通例。在这样的恶政之下，阴毒滋生已成常态，且成为普及和教育的恶的榜样：哪怕是一个最底层的奴隶、一个世代苦不堪言的受尽盘剥者，一旦小有公权，很快就会变得穷凶极恶。这都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人性之丑陋如此，需要何等极险之环境才能培植和诱导出来、才能达至这样极端的程度，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反省与批判、从常存的罪感中深究。在这样一种封建文化传统中，人们是普遍缺少罪感的，自我追究力非常薄弱，而这正是苦难的深渊之一。没有罪感的人很容易转为作孽，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各种恐惧，但唯独没有最后的恐惧：不信轮回和来生，不去想那样的未来。他们真正恐惧的不过是眼前的世俗物欲之失去，“头顶三尺有神灵”，不过是说说而已，那样严厉的警醒很容易就消匿不存。
从古至今几千年过去，人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不断变换的只是周边的环境：社会体制与自然环境。如此一来，人性最终释放出哪一部分、怎样释放、释放到何等程度，则需要在人与客观环境的对应与演变中才能确定。如此一来，创设和营造怎样的环境，就成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最重要最迫切、最不可忽视的生存大要，是生死攸关之事。仁慈与善美之培植，刚直不阿人格之确立，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从这个角度讨论苏东坡作为一个诤臣、一个始终不渝追求完美的诗人的意义，不过是一次破题之思的开端。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少可怕的灭绝人性的恐怖，西方屠犹以至其他，从奥斯维辛到波兰卡廷事件，数不胜数。我们的目光再转向东方，一切自不待言，似不必历数。可见人类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不但没有进化，反而在不断地向后退却，似乎变得更残忍、更无理性、更无仁慈可言。最可怕的是，在许多的时段里，那些令人战栗的恶性事件都在假借崇高之名，而且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为之叫好。
惨恶代代不绝，刚直之士“愕愕之声”不绝于耳，好像一切仍旧无济于事，白白消失在尘埃之中。我们是否想到：也许正因为后者，因为这声音，世界才得以在艰难的平衡中存活下来，在这一瞬的安静中，才有了喘息的可能。
苏东坡不过是一个“挺住”的榜样，若有千百万类似的榜样，则可以有更多的模仿，再不让自己溃散，咬住牙关说：“阴毒辈出不足畏。”这并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豪言，不是一次盲目无知和过于乐观的浪掷。
因为我们知道，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就在生活中，我们的后来人也要在生活中。
及时磨碎绝望
苏东坡竟然属于一个“乐天派”，这样的观感和名声如何获得，非常值得思量。一个在极端的苦难与自我宽慰中沉浮挣脱的诗人，并非不敏感，也并非愚钝，不过是能够处理、能够及时地磨碎绝望而已。生活中，一个人每天及早做这个工作，这一天才会过得下去，才会过得好，才能有所创造。如此同理，一月如此，一年如此，一生也要如此。不然人生就无法继续，就难以正常度过，更谈不上劳动和创造了。
所谓的“日日精进”，“苟日新，日日新”，都是在战胜自我的坚毅中完成的。绝望不仅伤身，还会污染世界，伤感最终是廉价的、肤浅的。因为人人都会有绝境，最后又会变成一个终生面对的大问题。持续下来，有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又是极难的。那些发现了其中艰难的人，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个告别，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坚持下去。由此我们会想到苏东坡所经历的那个至大的陷阱，在乌台狱中被折磨得夜夜惨叫，随时都会押赴刑场的惊惧中，他早为自己准备了一副自裁的毒药，颤抖的手指险些伸向它。如果那样，他的一些杰作将无法存留下来，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将失去重要之章。
自乐自娱能够及时化解穷途末路的一切困窘如苏东坡者，也常常发出可怜的呻吟。在海南、在其他地方，这呻吟都有;更多的播散在茫茫夜空和寂寥的个人空间里，我们无法得知。他用来参照的大榜样，那个田园诗人陶渊明，借助于酒和歌，借助于篱下菊花、五棵柳树、悠然南山，那些亲手侍弄的豆苗、头上明月等。苦难的人生原来也有许多可爱的东西相伴，它们数不胜数，或顽皮、或稚嫩、或温柔、或刚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一个世界，世界上的各种生命都在繁衍和继续。它们有时是彼此独立的，有时是相互注视或问候的，用声音、用目光、用气息、用颜色，这样相依相偎，浩浩荡荡，流动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就是生存与毁灭，来路与去路。没有这样的达观，只生存于局部的欣喜与沮丧、狂妄与伤绝，那才是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