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第二年，有了女儿。我在外教书，每周礼拜天回来一趟。妻子常常为这个跟我闹意见。她说嫁我这样一个穷教书，让她一个人守家。
妻子怀上女儿，我们甚至都不懂得要高兴，只是觉得有些异样。这异样里头，带着惊奇。电影里头，男人一听说自己的妻子怀上孩子，高兴得又搂又抱，真是夸张得让人觉着脸红。我听妻子说怀上孩子，只是笑了一下，那笑也只是浅浅的微笑，带着点儿羞涩。我记得怀着孩子的妻子，人瘦得很，眼睛大了一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穿开裆裤。村里的伯伯叔叔们，一见我就说，让伯伯摸一下，或者说让叔叔摸一下。我一听就缩下身子，看见伯伯叔叔伸过来的手，嘎嘎笑着跑着躲远了。这个伯伯或者叔叔要摸我的小鸡鸡。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已经有了一小点的羞耻心。夏天，午后，母亲正给我擦洗。门外有人说着话走进来，我想都没想，跳出大澡盆，光着脚丫一溜烟钻到屋里拾了一个什么将我盖住。那件事后，我告别了开裆裤，穿上了合裆裤。
星期天，小学校很安静。房屋是安静的，树是安静的。偶尔，有一片树叶落在地上，或者一只麻雀吱吱两声。可是，一个星期天，小学校的院子里闹哄哄的。一院子的女人，交头接耳。
学校门侧，一间闲置的房屋，新挂了门帘。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月份，只记得母亲站在女人们的堆伙里，袖着手。好多女人都是袖着手。那门帘是我们一二年级教室挂的棉门帘。腊月天，教室尽管挂着这样的棉门帘，我们的手和脚都还是冻得一块青一块紫的。
风吹得呼呼的。我看见那个小门里隔会儿出来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被推了进去。门口有一堆小孩子。小孩子一个个稀奇，争相挤着透过揭开一小点的门帘往里看，被里面的人骂开。胆大一点的孩子，又跑过去，将一只手小小地揭开门帘，他或者还没看里面，便扔下门帘，回头跑开了。这有一点像是搞破坏。我的伙伴双喜，抬脚，悄悄靠近门。刚走到门边，门帘自动揭开了，吓得双喜缩着脖子像着了打的小狗噢噢叫着跑回来。
从那房屋里出来的女人，不再走到女人的堆伙里，而是一路走出学校。她们不像平常的样子，她们看也不看她们的同伴，只顾低着头，缩着肩，一手捂着肚子，怪怪地，像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些灰溜溜又有些失落落地出了学校门。
还有一次记忆。大热天，我在邻居家的树林里玩。邻居家一院的杨树。那天，他们家的大门开着，他们家父亲担水浇他们院子里的树。这个邻居家的大儿子大我四五岁，二儿子大我一两岁，小儿子小我一两岁。母亲叫他们家小儿子多多。邻居家的母亲说如果当年硬硬心肠，将他换个女儿也是一件美事。
现在，已经大半个院子都有了水。我的红皮球，被我一次又一次扔进水里，在水里一荡一荡地漂浮。如果我要它过来，拿手里的竿子，划着水，它就过来了。我拾起皮球，扔得更远一些。忽然，从门里进来几个人。其中有两个女人，穿着白大褂。他们不笑也不恼。邻居的父亲扔下水担，跟来人开始说话。他们相跟着进了屋。很快，邻居父亲和来的一两个男人出来了，屋门在他们背后关严。我很奇怪，竖着耳朵听，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走近屋子，一推，门开了个缝，我看见最多的是穿白大褂的背影，看见一条光腿细腻的白膝盖，看见邻居母亲眼角流着长长的泪水……
我正要探脚往里走，一个白大褂过来，什么也不说，推我出去，我听到咔哒一声，门在里面坎上了。
这两件事情在潜意识里伴着我成长，一直到我娶了妻子，有了我们的女儿。娶妻子和有了女儿，也并没有让我清醒过来。也可以说，随着年龄增长，其他的一些事情一件一件，将这两件事情深深掩盖了。直到有女儿那年冬天，村里唤我到大队，说要我妻子节育。我才将记忆中的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
我们这一代伴着“只生一个好”长大。村村都有这样的大字刷在墙上，是齐齐整整的印刷字体，一笔足有大胳膊那样粗。农户人家，没有谁愿意只生一个孩子。我结婚比村里我的伙伴们晚。他们一般都两个孩子。但他们也不是不节制。他们中间很少有三个孩子。他们觉得三个孩子累。我们在一起讲笑话，有三个孩子的伙计，总是将这归罪他们的妻子，说他们娶的妻子笨，生儿子总是生儿子，生女儿呢，又总生女儿。这些都是背地里说的玩笑话。但有一点很实在，他们想有儿子也想有女儿。
有了女儿的那个冬天，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我们家，目前已经成为村里节育对象。我说女儿刚出生，我们哪里就会再有小孩子?
他们说，那我们不管。凡是现在有一胎，全在节育之列。你们家小孩子再小，也是有了啊。谁敢保你们明年怀里不再抱一个?
这句话逗笑了好多人。我看着他们嬉笑。我说怎么个节育。他们说戴节育环。
我们上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班里有个孩子，裤腰上老系着一个环。那时候最兴钥匙链。村里有个复员军人，穿黄色军裤，裤腰上系着一大串钥匙，走路过来，先听到哗啦哗啦钥匙响。如果他正挑着一担水，他裤腰上的钥匙链的响声，跟正挑着水那扁担的吱嘎吱嘎声居然有那么一点儿和谐。他腰里的钥匙链垂下来，从衣服下摆露出来，很耀眼地一走一晃。
我们班里的那伙伴，学着样儿，将环系在裤腰带上，系一节绳子，绳子那头连着一块吸铁石。吸铁石装在口袋里。每到下课，他都要夸张地从他那口袋里掏出吸铁石来，这个动作，足以让所有伙伴都看见他裤腰带上系着的那只亮晶晶的圆环。有的伙伴羡慕，问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宝贝，求他再弄一个，用一支编好的纸手枪做交换。
我的伙伴为此挨了一顿打。他妈妈是村妇女主任，正寻思家里放着的那东西老是少。他为了得到那只纸手枪，不幸撞上真枪口。
我们都知道伙伴为了那个环，屁股挨抽，却不知道详情。就连我那可怜的伙伴，虽然挨了抽，也不知究竟。
这些儿童游戏，现在看来，一点点呈现起来。
我头脑里想着这些，继续听他们的教导。
他们看我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舍不得妻子，就拿钱，一胎交得少，五百块。五百块交了就没事了。你每天赚着公家钱，钱总是少不了。
我心里骂他们。我教书一个月就那么三百多块。你们要五百块，让我们一家喝西北风啊。
他们看我不表态，他就说，就算你妻子今年不节育，交了钱，等你们真的有了第二胎，那就不是节育，是结扎。结扎，你懂吗?就是你妻子这一辈子都不能生孩子了。
他们这样说，轻松地，带着些嘲弄，微笑着。好像我是他们叫来的犯人。好像他们不是男人，他们一个个都没有妻子，一个个家里都不养孩子。
回到家，说给妻子。妻子说他们说的是节育环。听说有的女人上了节育环，再也不会生小孩了。妻子说我们还得要儿子。儿子，你不想要儿子吗?妻子说，就算节育以后，还能生，让她去节育，她害怕。
看着妻子，我忽然可怜起她来了。别说是妻子，让我去做这样那样，我也害怕。再说，妻子说得对，我们还得要儿子。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不要儿子，如果我的父亲母亲听到这话，那可得拼了老命。我有三个姐姐，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结婚后，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抱孙子。母亲生养的女儿多，在母亲眼里，儿子是宝。我们家，我的父亲母亲明目张胆地偏心眼。有哪一个姐姐不服气，母亲就说，我就偏儿子，谁让他是我儿子呢?不像你们，一个个赔钱的货。
妻子生了女儿，我回来，她悄悄对我笑着说，生了一个赔钱的货。我也笑，知道她笑话母亲这样说姐姐。
父亲母亲知道大队叫我去了。父亲打发母亲过来问我给他们怎么回话。我说给母亲。母亲说，你说得没错。你爸还一个劲担心你会说错话。钱能赚，儿子不能赚。听了母亲的话，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刚才在大队堆积在心里那点沉闷，消散了。母亲从怀里掏出三百块。母亲说，你爸让我带来这些，不够，跟你爸商量。
妻子又一天比一天消瘦。我的岳母说让我带妻子去医院，说她的女儿也真是太瘦了。我一看也是，妻子的双眼又大起来，胳膊腕只有半拃细。医生一边把脉，一边问妻子孩子几个月大，是不是还吃奶，月经正不正常。医生说妻子没病，怀孕了。
我母亲非常欢喜，吩咐妻子不要提重东西，不要爬高。母亲从来不对我妻子说生男生女的话。但私下里跟我说这回可一定要生个男孩子。我嘴上不说，心里暗暗发慌。母亲偷偷要我带她去庙里烧香。母亲说让娘娘保佑这回一定生个儿子。如果再生个女儿，还得生，你那点工资，哪能养了三个孩子?
母亲在庙里又是烧香又是跪拜，母亲跪拜总是要将头深深地埋下去，擦着地。
儿子的到来是春暖花开的春天。那是半夜，妻子忽然觉得不对劲。开始，她还不是很确定，不让我惊动父母，说如果不是要生，那怎么好意思，现在又是半夜。过了一会，她觉得真的是要生了。
我脚上只穿了一只袜子，另一只脚没顾得上穿，开了门，蹿出去，敲开父母的屋门。母亲哆哆嗦嗦地穿衣。母亲心急如火，嘴里不停叨叨着说快一点，可是她的确是行动不快。我扶着她几乎是拖着她往前走。
我第一次可怜起母亲来了。夜是那样的安静，月亮照得地上一片光明。巷道这里一个墙头，那里一个墙角，月光一照，这里那里留着阴影。我小时候常常为这样的黑影子害怕。晚上，村里有电影，母亲拉着我看完电影回来，我瞌睡着眼，总是喊害怕。母亲蹲下来，背着我，我便在母亲的背上摇摇晃晃睡着了。
现在，我陪在母亲身边，眼前影影绰绰，倒觉着有点儿为母亲壮胆的必要。母亲走得磕磕绊绊。我拖着她，一边对她说不要太急的话。母亲说女人都得这样，生孩子都是这样。母亲一边走一边拍拍我的手，反倒要安慰我。
天快亮了。我在屋门外，在院子里踅来踅去。我看着父亲在院子炉火边笨手笨脚地往炉灶里添柴火。我想过去帮帮父亲，可一点心情也没有。人有时候，就只想站着，或者走来走去。我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儿的。月光下，我看着炉火映红着父亲苍老的面孔。父亲虽然不像母亲那样整天呵护我，不会对我说甜美的喜欢我的话，可是，父亲从来不曾打骂我。父亲拉着我，跟母亲拉着我很不同。母亲拉着我，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只是怕我跑脱了才这样。父亲却不是这样。父亲的手掌又大又厚，很温暖。父亲拉着我走路，父亲老用他的手掌紧握我的手指，有时候握得我很疼。后来，我上了高中，再后来，我上了大学。每当记起父亲的手掌，心里就温暖起来了。
天一点一点放亮。
我第一次知道人生的艰难。我在院子里兜圈子，像淘气的小孩用臭蛋圈住的蚂蚁，仓仓皇皇。太阳出来，春天的院子，真是温暖啊。院子里种着的各样花，一朵朵伸展着开放。我看见有两只小蜜蜂不是钻进这个花蕊，就是钻进那个花蕊。但我不时能听到屋里妻子的呻吟，听到这样的声音，眼前看到的这些，完全失去本来的情趣。
妻子的呻吟声，渐渐多起来，呻吟变成了呻唤。我真想捂住耳朵，可又不甘心。我的头脑不知道该从哪里想起，便什么也不想了。我只觉得那时候的分分秒秒，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和煎熬。
母亲撩开门帘，用手招我。我进去。实话实说，我没敢往那里看。我只看到妻子纷披的头发，看到她变形的脸。一阵挣扎过后，妻子的劲似乎全用光了，上眼睑对着下眼睑，有点想要睡觉。母亲慌忙用手在我妻子脸上拍拍，说不要瞌睡啊，孩子，千万不要。母亲出去端了一碗鸡蛋汤来，让我给妻子吃下去，说吃下去就有劲了。可是，还没等我动筷子，我看见妻子眼睛亮起来。我刚放下手里的碗，妻子用双臂抱住我的头，我的耳边只听见妻子一声吼叫。接着，“哇”的一声啼哭。
我的这个儿子可真是会挑时候，太阳是那样的红亮，树上的鸟儿是那样的欢腾。
家里因为我妻子生了儿子，如何欢喜就不说了。我母亲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我的父亲脸上挂着笑容。姐姐们说我们的父亲有了孙子，心里乐开了花!姐姐们怪父母亲偏向我，也只是过过嘴瘾。娘家有了侄男，她们也一个个高兴得又说又笑。孩子满月，她们来帮着母亲择菜洗碗，跑前又跑后。这是多么好的生活呀。
时间过得真快啊。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转眼到了冬天。哎呀，不只是这个冬天，自从我有了女儿，又有了儿子，每年冬天，我都不能安生。我真的都只想过春夏，秋冬还是让别人去过吧。可是，这怎么能轻易躲避掉呢?
冬天到了，树枝丫光光的裸露着。我骑着自行车出了门，下一个坡，直奔大路。我被一个村干部拦住。其实，我老远就看见他了，正要拐到另外一条道上去，却被他捉贼一样地喊着停下来。是的，入冬以后，我老躲村干部。碰上的这个是村里的副主任。我看着他一步一步照直向我走来，用手摁着我的车把。
他似笑非笑地说：又去学校?
他这样说，露出他一嘴的黄牙。
我没有回答他。这是星期天下午，我骑着个自行车，去学校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我不想望着他的黄牙，将眼睛看着前面的路。他说，你们家现在是二胎了，二胎五千块，掏五千块，然后让你妻子结扎。
一听这话，我心冷得像进了冰窖。我没搭话，扭了一下车头，我的自行车一下子冲出很远。我听到他在后面喊：我是好心，说给你，让你心里有个底。
我骑着车，将牙咬了咬。这人游手好闲，不知道怎么混在大队里，而且越混越好。村里副主任不知道是多大的官，走路牛里牛气，像是长了三头六臂。
他刚才说了，五千块!让我到银行去抢钱吗?虽然这是赌气话，但在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
没有风，但这灰的阴冷的天，割着人的皮肤。过路的车辆，一辆过去又跑来一辆，扬起的灰尘迷了我的眼睛。
我再回到家，家里乱了套。我结婚的桌子、衣柜被抬走。我的家一下子空洞洞的，寒窑一般。妻子正在奶孩子，见了我，眼泪下来了。我一下子火上了脑子，我说怎么会这样?谁让抬了我们家的家具?
妻子只哭不说话。
母亲拉着女儿，进了门。女儿见了我，喊着爸爸，扑向我。母亲看见我，眼泪也掉下来。
我碰到村里副主任的第二天，大队人来，还是那几句话，钱得交五千块，人得结扎。母亲慌乱地叫来父亲。父亲说要钱没有，要想让人结扎，想都不要想。
那伙人便抬了家里的桌子柜子。我的父亲也不阻挡，看着他们抬。第二天，他们又来叫人，跟我父亲吵了起来，将我父亲带到公社，说什么时候同意结扎，便放我父亲回来。
我快步走出屋门，拿起炉灶跟前一把斧头。母亲追上来一下子坐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号啕大哭。母亲说我就拿斧头先劈死她吧。我的眼泪实在难以忍住。我的父亲，七十多岁了，他们是怎样将父亲拉到公社去呢?现在，母亲紧紧抱着我，寒冷的风吹散了她满头白发，吹得她满脸的眼泪四散。
我的眼泪不觉得横流了。
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从我手里夺了那把要命的斧头，从地上扶起母亲。
我用手抱住头脸。
母亲说，其实这也不是多大的乱子，只要你们都好好的。老头子你不要担心，他都是一个老头子了，还要什么脸面。他们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现在，就看你们是拿家具顶钱，还是用钱将家具赎回来。他们说家具等他们折合了钱，再长退短补。我看啊，什么长退短补，只有我们该他们的，他们哪里会给我们钱啊。你知道，那两样木头，是你父亲一辈子积攒下来，专门给你结婚打家具用。说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最重要的是你妻子的结扎。我们怎么办，才能躲了这一灾难呢?
母亲的话似乎让我混乱的头脑，理出一些思路来。上小学时候，父亲买回来两截木头。那木头又圆又粗，放在闲置的西屋好多年。我上初中了，父亲叫来木匠，将那木头锯开，成一片一片厚实的木板，抬到西屋摞起来，每片中间都填衬着，让两片中间空出来，阴干。我要结婚了，父亲又叫来木匠，在我家院子里，做了好些天的活，直到我结婚的家具全做出来。那些日子，村里人常常来我家，看匠人为我结婚做家具。他们夸木头好，夸做出来的家具好。父亲又请来油漆工，一遍一遍油漆。我的家，整个院子，充满着油漆的味道。现在，这些家具，不知道被他们放在什么地方。父亲操劳了大半辈子，我不相信我的父亲在他们抬这些家具的时候，像母亲说的那样，眼睛都不眨巴。
妻子说，这么冷的天气，你去公社看看父亲。如果他们非得我做结扎，才能让父亲回来，我情愿结扎。
冬天的夜色，总是带着些凄凉。我骑着车向着公社的道路。车座上夹着母亲带给父亲的棉大衣。
我见到父亲。嘿，他们还真把父亲关起来。我让他们放了我父亲。我说我来了，你们放我父亲回家。父亲听了我的话，就骂我，让我滚一边去。父亲从来不曾拿这样的话骂我。父亲土生土长，却识得几个字。村里红白喜事离不开父亲编编写写什么的。
那守夜的人，我不认识。他说听说你教书?那你可是个知道轻重的人，你怎么不让妻子结扎，倒让你的父亲来这里守班房?
我的父亲不等他把话说完，又朝着我的脸，让我滚一边去!
我横了那守夜人一眼，扭头朝着一间有灯光的房屋走。
我进门，也不管他们是哪个，我说放了我父亲，他岁数大了。
房间里头有四五个人，烟雾腾腾，他们在玩扑克，手里已经握了很多张，继续在揭牌。他们没有一个搭理我，直到他们嘻嘻哈哈揭完牌。
有一个披着一件黄大衣，头上歪着一顶帽子，嘴里的烟歪在一边。他扭过头上上下下看着我，从嘴里拿掉烟，呸了一口，转头对着我说你是谁?
这几个人中间，有我们村那个副主任，就是那天我去学校碰上的那个人。现在，他说话了，他编着手里牌说，我们村的，就是那老汉的儿子。黄大衣说，看着文气得很，却要闹事。
他们接着打牌。
我只想走掉，可是我的双脚钉在地上。
这把牌终了，我们村副主任喊看牌的一个说先代他打。他挪离那块窝。他说，我那天不是对你说了吗?你怎么就不跟家里好好商量一下?你看，你还是公职人员，我给你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如果不是我，人家早报到上头，将你给开除回家了!他一嘴口臭地走近一步，对着我，你知道你父亲那天说什么了吗?你父亲不知道国家政策，你总是知道的吧?你父亲的话就是抗拒。抗拒你知道有多严重吧?就算你妻子同意结扎，你父亲三天两天也怕回不去了呢!
你?!
我气急地看着他。他不看我，使劲地抽了一口烟，像是被什么苦恼着，沉思了一下。他说，这样吧，你先将五千块交了来，我们争取事情简单化。
我说那我的家具呢?
他说钱只要交来，家具又不会被吃掉。
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姐姐们家里。姐姐们听说父亲被关起来，一个个抹眼泪，特别是三姐，哭得呜呜的。她要坐我车子跟我一块回家看望父亲。唉，女人家，就是这样不理智。我七说八劝，总算没让她黑灯瞎火地跟我跑。
第二天，我交出五千块。我要收条，副主任说，收条我会让会计补给你。我说我的家具可以抬了吧?副主任说：就那么急吗?那又不是羽毛扇，拿着就走了。你在家里等着，会送到你家的。
我又一次看见他满嘴的黄牙。
我说我父亲是不是先让回来?
副主任说那得看你妻子做不做绝育手术。
我气得瞪着副主任。他知道我为什么瞪他。他说这有什么，我是个大老粗，说结扎也不是就多好听，说什么都是一毬样。
我跟妻子决定，做结扎。
母亲听了，呜呜哭起来。她说老天爷呀，这可叫我怎么办?孩子这样小，就要叫做什么不育手术，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我怎么能做得了主啊。母亲忽然止住哭声，她望着我，让我马上带她到公社去一趟。母亲说就算你让媳妇手术，也得要你父亲知道这件事。母亲说如果你不带我去见你父亲，我就是死也不能答应这件事情。
母亲从来说话算数。我不敢不听母亲。
母亲见到父亲，泪又流下来。
父亲说看你这个人这有什么好哭的呢?我又没有死。
母亲让我在外面站一站，她跟父亲说了半天话，出来。我看着母亲神情坚定，一句话也不对我说，坐在车子后面，一路回家。
母亲回来，对我和妻子说了一番话。总之，父亲不让我妻子做手术。他说如果我们真是有孝心，就听他这句话。
我去学校一个星期，再回家来，我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手里拉着女儿，好像听到自行车响，专门在院里等我。我看见父亲脸上的笑容，和几天前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
女儿看见我，放开爷爷的手，奔向我，爸、爸地叫。我放好自行车，抱起女儿，高兴地看着父亲，高声地叫了声爸。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不这样亲热地叫他爸爸了。
进了屋里，妻子跟我母亲逗着儿子，她们脸上也尽是笑容了。
我问父亲他们怎么就放你回来了呢?
父亲说他们劝我回来，我就不明白，不让人生娃娃好好说，闯进屋里抬家具，像是土匪进店了。他们动不动就抬出上级来。上级让他们想罚多少就罚多少?上级还指示让他们到老百姓家里抬家具?我看不见得，全是他们这些人胡搞。
父亲吁了一口气。父亲说这些咱不说了。国家号召计划生育，总是有国家的道理，但咱不做手术，每年交保证金。人家说怎么交，咱就怎么交，交多少年都行。
我的妻子抱着孩子也来到院子，叫了一声“爸”，眼泪刷地就出来了。
父亲说，这孩子哭什么。我们是一家人，都是为了这个家。
听父亲这般说，我先喜后忧。父亲看着我的样子，说当然我说这些没跟你商量，可是，人比钱重要啊。你还年轻啊，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宝贝啊!
听父亲的话，我心放宽一些。
村里的双喜与我同年，小时候一块儿玩耍，有名的扑克王。裤兜常常磨出手指头大小的窟窿来。他比我早结婚，可妻子结婚后就是怀不上孩子。不是怀不上，是怀上了保不住。双喜妻子一说怀上孩子，什么也不敢做。有时候，一步走错了，孩子就给掉了。或者轻轻绊一下，孩子也给掉了。叠一下被子，就会动了胎气，气得双喜妻子寻死觅活。后来，总算生下第一胎来，还是个儿子。双喜两口子喜天喜地。
双喜的儿子比我的女儿小一岁。我有儿子那年，双喜又有了女儿。双喜交了五千块，让妻子做了结扎手术。他一见人就说道这件事，说村干部一到冬天就一个个变成老虎豹子，那眼睛瞪得一口能吞下几个人来。这样说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一气。他是个能说能笑的人。他说个什么能把人的肚子笑疼了，能笑得人眼里生出泪花来。
村里红白喜事，大家凑一块热闹。小时候常在一块玩耍的伙计，情感上跟别个人总有些不一样。我回来，和双喜几个又聚拢起来。现在，一说打牌，双喜使劲拉我上牌桌。在双喜眼里，我这个在外教书的人是有钱人。说是玩，每人跟前都放三五十块。双喜说他不玩。他站在我后头一边看牌，一边瞎扯。
双喜不上桌子，是双喜手头总是紧。双喜每年帮人盖房子，打零工。他有了女儿那年，五千元的罚款是从亲戚邻居家一点一点凑出来。眼下，赚钱难，借钱比赚钱还要难。再说村里十家总有两三家被计划，各人顾不过各人来。像我，如果不是也列入计划，我是得帮帮双喜。可是，谁让我也打饥荒呢?
夏天，双喜上身就是一个白背心，秋冬总是一件黑西服。那黑色也不是全黑，是一种带着麻灰，说不清的一种颜色。我想他的这件上衣一定不用洗也总像干净的一样。双喜抽烟，像以前的老汉，拿着纸条，从口袋里摸一撮东西放进去，卷起来。问他他总是要开玩笑，说我洋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常常要递烟给他。他美滋滋地抓在手里，将烟转来转去看半天。然后，嘻嘻笑了，说让咱也享受享受。
双喜站在我背后看我打牌。他羡慕我，说我有指靠。不像他，没有指望。过会儿，他又笑着说咱也不赖，咱一着急就做掉了。
打牌的人和一旁站着的人全笑了，说双喜你做掉什么了呢?
双喜说不是把我做掉了，是把我妻子做掉了。双喜说着，也哈哈笑一气，说做掉也没什么不好，不用上环也不用戴套。大家又笑起来。双喜看大家笑完，他拍着我说，照你的条件，再生，一胎两胎只管生。
我看着牌，烟雾迷了我的眼。我用手扇了两下。
双喜说像你这些人的妻子金贵，哪里舍得像我妻子那样，被醮猪骟狗一样地解决了。
我喜欢双喜这个人，他总是一副喜乐的样子，不管喜乐是不是发自他的内心。但他这句玩笑开得大家都不吱声儿。像他说的那样，这伙人里头凡是两胎的妻子大多都一个个被醮猪骟狗了。大伙不吱声，我也不吱声，我拍拍双喜。双喜拐到另一个话题，大家又都欢喜起来了。
大家似乎全忘了双喜刚才说的话，而我心里暗暗地不痛快。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件让人腻烦的事情。一提冬天，我心里就急，那是一种火烧火燎的滋味儿，像是背了还不清的债!
当年，他们通知我取回我们家的桌子。我们家的衣柜，最终没有要回来。我到现在一直没看见我们家的衣柜，不知道是他们作价卖掉了，还是给别的什么人抬走了。我倒看见大队学校这类公用场所，有我们村的家户的家具。家户家里的家具，你一看就知道。他们从家户屋里强取这些家具，最多也就是胡乱扔到这些公用场地。每走过这样的公用场地，我都留心我们家的衣柜。各样的衣柜都有，就是找不着我们家的。我去问副主任，他说记不清了。每年都要抬好些家具，那么多件，他怎么记得过来呢?他每天吃了喝了就为了记哪件家具是谁家的吗?
我说你不是说要还我们家衣柜么?我家的衣柜在哪里?
那时候你答应让你妻子绝育!你们家不是没绝育吗?
我们家每年都交保证金，这你不知道吗?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得还我们家衣柜!
村里抬走你的家具，我还欠上你们家的了?
你就是欠了，我交给你那五千元的收条，你还没给我呢!
就凭你这态度，你还想要收条?
一股酸臭直冲我鼻子，我往后一下子闪了好几步。
每年冬天，我都记着先准备好五百块钱。时间长了，这似乎都成了我给冬天的见面礼。我说冬天，你来了，我的钱也应该准备好了呀。村大队的人，一来四五个。来到你家，坐下来，也不说话，只管等着。后来，一上冬，我将保证金准备好，自动递交。像我这样每年交五百块，村里也不只是我们一家。有几家，每年都拖着，一年拖一年。这些都是妻子对我说。
妻子说我们家真是冤啊，谁谁家的情况不是跟咱一般样吗?占着是村大队的一个跑腿的，保证金是一定不交的。
妻子说谁谁谁家年年没钱交，也还不是照样过冬吗?
妻子说谁家今年没钱交，那家的妻子被大队里的人踢了一脚。
妻子说谁家因为交不起钱，两口子闹离婚。
村子里的冬天，因为计划生育，会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妻子的话只当闲话听，能顶什么用呢?我知道我家里这五百块钱是省不下来的。从第一年交这五百块，我盼着妻子的年龄快快长到罚定的年岁。
我家的衣柜到底不见踪影，生儿子当年交的五千块的收据，一直没有写给我。现在，有没有那张收据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