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因为一次举世曙目的“人质绑架事件”，我想这个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瑞典国首都，是很难引起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所关注的。不只因为它是诺贝尔的故乡，更是因其命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名声大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斯德哥尔摩效应，又叫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会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话说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6名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专家调查后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即“人质情结”。
两名劫匪劫持人质长达六日之久，期间曾表现出威胁与同情、邪恶与仁慈的矛盾心理状态，以致最后人质竟联合起来抗拒政府的营救行动。倘若只是单纯的绑架事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诞生注定胎死腹中。然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对事件的实施者、被实施者间微妙的心理转变大为震惊。后来研究逐渐发现，无论是囚犯、战俘、还是性奴与乱伦者等事件，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踪影。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发现势必成为心理学史上的重大成果。
时过境迁，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在国内亦上演了一起中国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事件。据悉，河南洛阳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发生在地下4米深处的案件，34岁当地男子李浩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瞒着妻子秘密在外购置一处地下室，耗时1年开挖地窖并将6名歌厅女子诱骗至此囚禁为性奴。九月初，该案因一女子的举报电话而告破。洛阳警方从地窖中成功解救出4名歌厅女，同时，还找到两具尸体。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民警穿过地下隧道进入地窖之前，被囚禁的几个女孩子以为是“大哥”回来了，还喊了一声：“大哥，你可回来了。”直至确信系洛阳民警后，女奴们才恍然大悟。犯罪嫌疑人李浩在将6名女子诱骗囚禁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奴们不仅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争风吃醋，常以“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发生口角。从最初的百般恐惧到后来的百般依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便顺理成章地上演了......
整个事件始终贯穿着三个关键词，即性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社会伦理观。说到性奴，就不得不先说说什么是奴隶了。随着石器时代的发展，社会产品除了维持人们的生活必需之外，开始有了结余，于是出现了剩余产品。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便应运而生;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奴隶制度悄然形成。奴隶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只不过是主人的工具罢了。他们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活脱脱的一副躯壳;他们随时面临着各种死亡，虐待和迫害。
奴隶社会没有所谓的法律法规来制约奴隶主的残暴行为，和如今的性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性奴不但注入了性因素，而且还能为“主人”带来身心上的愉悦，同时当事双方还能产生心理上的“角色转换”，即原告与被告间微妙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观，性奴尚属隐晦之词，谈论起来会让人面泛酒红。随着全球经济的频繁往来，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融，性奴从水里爬到了岸上。在对性奴剖析之前，需对性和虐进行分解。其实联系两者间的纽带是是施虐(Sadism)和受虐(Masochism)，即大家熟知的SM。SM现象最早源于17世纪末，最早的SM文学当然首推法国作家萨德(Sade)和奥地利作家马索克(Masoch)的作品，专家将SM定义为：“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快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由此可以看出通过虐待达到两者间的性兴奋与性愉悦，甚至强烈的依赖感，这便是性奴同奴隶最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称之为性活动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医学所研究的不单是身体，还有心理上的疾患。既然是“综合征”，那么此类人群在心理上多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实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GDP的大踏步前进，国人的生活水平出现了质的飞跃。但物质上去了，精神却出现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每年都会有相关机构拿一些代表性城市进行“幸福指数”评分，除了经济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就是精神心理上的健全。还有四川汶川大地震时，除了机体的创伤，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创伤后心理应激反应”这样的心理疾患。按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CCMD-2R)提出的性施虐与受虐癖诊断标准以虐待行为作为满足性欲的主要途径,可表现为捆绑疼痛和侮辱等,甚至可引起伤残和死亡提供这种行为者为性施虐癖;以接受虐待行为来达到性兴奋者可单独出现，亦可双方均有此现象。同时，此种行为障碍至少存在六个月。由此不难判断该事件主角存在一定精神心理疾患，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具有严重的SM倾向。在他的长期影响下，性奴们慢慢对之从厌恨，过度到依赖，再到同情，直至喜爱的斯德哥尔摩式的“低下恋情”。
处于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任何不可思议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存在的鸟东西，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河南洛阳性奴事件，不只是一曲单调的社会独奏曲，它不但可以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和司法进程提供源素材，也彰显出中国社会更加包容的一面。
所以，当某天新闻报道里出现狼爱上羊，耗子爱蟑螂一类的怪诞协奏曲，也在清理之中矣......
(2011.09.30于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