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玻璃茶几仿佛尽收眼底的汪洋，一只橙子斜躺着。准确地说是被人切开一个豁口，像橘黄色的帆船，在海面上漂浮着。外婆坐在沙发一角逼仄的位置上，嗯，的确像一座还没浮出水面的冰川。她安静地咬了一口，正对着我的是那失去了水分的橙肉，以及两道干瘪的齿痕。
此刻，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我，一双无形的手在我身上抓痒。我望向外婆，她一贯慈祥的目光也在抚摸我。她剥橙子的动作是纯净而优雅的，她一生都如此。眼神刚毅、柔和、坚定，时而伴有深邃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却是你无法抗拒的温软。她小心翼翼地剥皮，一点儿细碎的响动都没有。她似乎生怕一滴橙子的水分流出来。橙子在她手中缓慢地旋转起来，形成一种圆润的弧度，和光线交织在一处，仿若掌中彩虹。那掌中是否盛有无限的世界，接近正无穷永恒的时空，我尚不可知。从小我对外婆的印象即如此：绝对的可知又绝对的不可知。
只见她手指轻送，紧接着嘴唇有节奏地蠕动。光线已经在我身上跑动了一圈，好像它的一生在我这儿一闪而过，在我身体上凿开一个精致的洞。这种感觉直至我看着外婆亲口吃掉那残损的橙子，这个过程像是她一生的回光返照。那个时刻，我嘴角呈上扬姿态，时钟也在同一瞬间抻了一个懒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而我却没有读懂。
兴城的天和海都是瓦蓝的。因为姨妈发错了定位，我们在潮湿的海风中迷了路。溽热、穿梭、等待透过挡风玻璃接近我们。她斜躺在车的后座上，半个身子仄在皮质坐垫上。望着窗外海天交接的境况，车内播放着舒缓而轻柔的音乐。外婆喜欢透过车窗狭窄的视野瞧着流动的风景：谨小慎微的光亮，习惯性地一瞥和无冒险地流动。据我所知，这是她和外公第三次来兴城。细想起来，二姨妈搬来兴城定居将近三十年，期间外婆也只是来过两次而已。“外孙，兴城的海和大连的海还真是不一样。上次你三姨说，我还没信呢!”就在上个月她在三姨妈、老姨妈的陪同下和外公一起坐卧铺去了大连旅游。“总觉得兴城不大呢，不过这儿真好，很舒服，将来到这儿住真不错。”现在想起来，这是外婆那天重复了好几次的话。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目的地。红海滩——这片被希望点燃的火焰之心。那天，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拍了好多照片。外婆照相很少笑，她就是那样自然地站着。外婆的沉默寡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一生都是做得多，说得少。
来兴城是参加二姨妈家表妹的婚礼。外婆素喜热闹中的小安静，喧嚣中的小平稳。我们一行十多个人，算起来应该是我们这代的所有人为数不多的和外婆待在一起的时光。可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
回来后的一个月左右，外婆就在医院检查出了胃病，且是晚期了。我们突然就惊慌失措了。可看着外婆的状态怎么没有一点儿的身体变化和征兆呢?是不是检查出错了，带着侥幸心理又去吉大医院检查了一遍。这次，检查结果更糟糕。那时，我们才发现，除了祈福，我们竟无能为力。除了陪伴和疏导，就只有等待时间的判决。其实，母亲告诉我说，外婆在去年就感觉到了身体不舒服，只是隐忍不透露。胃痛了很久。她给母亲打电话自言自语地说，肚子里的病大多都不太好。她的沉默、内敛，不愿意多说，其实是不想让儿女们担忧。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直到生命的终结。
外婆生于1940年7月12日，她的名字叫齐秀环。
外婆十八岁出阁，来到了外公家。外婆姐儿俩，她是长姐，长姐如母。她母亲英年早逝，父亲除了酗酒基本一无是处。那个年代的婚嫁多少都带有一些生活目的和主观意愿，而非现在的自由恋爱。外公家是富农，他是三代单传。王氏家族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自然规矩也多。当时家族的掌舵人是外婆的婆婆，一个经历过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的东北“老太太”。外婆和外公成亲以后成为了典型的家庭妇女：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外婆尽管身材矮小却勤俭持家，操持家务常为人称道。外婆的一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俨然变成了有无限韧劲的绷带，家中的“保温瓶”，儿女的“输送带”，长辈的“编织器”……外婆烧得一手地道的东北菜，色香味俱全。她是一个慢性子，起来的早，休息的晚，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在厨房那巴掌大的天地中自转。前三十年，母亲说没有听过她的抱怨声;后三十年，我们没有听说她的牢骚声。毛驴拉磨，方寸之间，耕云种月，沉默年华，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