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青涩时代
初中就在我们乡的中学读。离家较远，吃住都在学校。
学校食堂条件真是不好。经常吃煮不熟的饭和蒸酸的馒头。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吃过饭大家统一到一个大盆里刷碗，刷到最后，刷碗水差不多和喝的粥一样稠。为了能赶早刷碗，把碗刷干净，我们在一起吃饭地几个同学都是争先恐后的吃饭，练出吃饭速度，养成吃饭快的习惯，到现在我仍然是家里吃饭最快的。每周末回家，母亲都会做几顿鸡蛋捞面条、“油疙咋”咸米饭等好吃的，周一去学烙几个垫油垫葱花的大烙馍让我带上，可以吃两三天，比学校的蒸馍美味多了。
住的条件也很差。大寝室，地铺，一个挨一个，两头睡，下红薯芽一样，密密麻麻几十个人。当然没有厕所，学校只给发一个尿桶。早上起来，尿桶四溢，宿舍里水流成河，那个味儿，和厕所里没什么区别。宿舍里除了人多，跳蚤和虱子更多。住一阵，我实在受不了，就到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住，他家就在学校房后，几分钟的路程。最美的是，他家在街上开商店，家长都住店里，不在家里住。这个没有家长管的“家”，就成了我们自由的乐园。那时候录音机还是很时髦地东西，他家里条件好，有一个很大的录音机。我们天天回家就放歌听，杨钰莹、林志颖、小虎队等等，听听唱唱，破喉咙烂嗓子的吼到深更半夜。有时候还录音，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录进去，然后放出来听了彼此取笑。有一段时间不听录音机了，那是跑到邻居家里看《雪山飞狐》。睡得晚，自然就睡不够，难免迟到，被老师罚站罚写检查也是常事儿。我的作文水平大概是写检查练出来的。老师常在班上念我写的检查，表扬我检查写得好。出名了，有不少同学央我代写检查，我也乐于帮忙。后来，这件事儿也被老师知道了，又在班上“表扬”了我，搞得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初二时候，有一次，因为迟到罚站的事儿我和班主任老师对抗起来。原因是我们迟到了，有一个女生也迟到了，而且比我们迟到的更晚。我们在墙角站着，眼睁睁看着她从我身边走过，给老师说了几句话，没听清说了啥，就没事儿一样进教室了读书了。我觉得太不公平了，义愤填膺的找老师理论。老师的解释是，每个人迟到的原因不一样，老师对每个同学的要求也不一样。这是什么奇怪的道理，我当然不服，就据理力争，甚至和老师争吵起来。就这样，我和班主任老师对抗了很长时间。他要求的，我很多都不照着做。当然，作业还是按要求做了，可老师居然不给我批改。这以后，我作业还是照做，但不再上交了。我的想法是，不能因为老师的“错误”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现在想想，那时自己还真是挺“聪明”。后来，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名，老师居然竟然决然不给我发奖，把奖状和奖品发给了二、三、四名。有个同学就替我抱不平，准备和我一起找老师问一问，说实话，我很生气。但又能怎么样呢?只能装作满不在乎的说：“问他干啥?谁稀罕他发的奖状，我没奖状也是无冕之王!”到现在都还记得同学那震惊又佩服的目光。
初中毕业，很顺利就考上了嵩县一高，那时候叫“一中”。各乡镇的好学生会汇集之地，鹤立鹤群都成了鸡，顿时有了很强的失落感和压力感。
这时候也到了所谓的青春期，开始接触文学书籍，喜欢上了读书。下午放学，就到学校的阅览室里读《读者》、《青年文摘》等各种报刊杂志。记忆中最早读的一本小说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然后就读《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飘》等各种世界名著，大多读的似懂非懂。最早接触的诗歌是表哥从工地上捡回来的一本席慕蓉的《无怨的青春》，薄薄的一本，蓝皮。然后读了就多愁善感，模仿写了很多诗歌，现在想起来都幼稚的很。最喜欢读的是贾平凹的散文。他的散文大多采用象征手法，写月亮星星、草木石头，亲情友情等等，很朴实动人的那种。自己就很受影响，写的散文很被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赏识和喜欢，说有“大家”风范，这更鼓舞了我对文学的喜爱。因为喜欢读书，又阴差阳错选择了报理科，从高二起，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高一我分在“一六”班，几个同学就商量着搞一个文学社。因为当时课文中有《驿路梨花处处开》的文章，“驿路”和“一六”谐音，大家就取名为《驿路》文学社，找到学校书法很好的杨毅生老师，用毛笔题写了“驿路”两个字。那时候条件有限，文学社的起步很艰难。最初的几期都是手写油印的;后来慢慢的打印复印，订书机装订;忘记了我们毕业时候是否真正印制成了书。我们毕业之后，文学社又传承了好多年。很多年后，我见到的是彩页的印刷很精美的校刊了。不知道现在文学社还存在不存在，或者是否已经更换了名字。我和罗飞都是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