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以辛辣的讽刺诗成名的袁水拍诗风大变。除有时写点针对时弊的政治讽刺诗之外，多是以满腔热情歌唱新生活，写出了大量歌颂祖国建设成就以及国际友谊的作品。其实他更擅长的还是抒情诗，有一首取材于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抒情诗《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上世纪50年代曾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还被谱成独唱歌曲，听起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但他并非专业作家，解放后始终负有工作重任：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如果不是为繁重的行政工作所累，被过多的政治任务分散精力，相信他会写出更多更美的抒情诗来的。正如徐迟所说“诗人需要的是桂冠，不是乌纱帽”。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宣部成了被砸烂的“阎王殿”，身为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则成了“大判官”，在批判中自然首当其冲。不知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不堪其辱的正直诗人竟愤而服毒自杀，幸而被及时抢救过来。随后中宣部全部人马被下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五七干校”劳动。在那大西北风沙烈日的艰苦环境中，对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袁水拍来说更是严酷的考验，经受了不少折磨。后来，他才得以返京工作。这个老实人又被“四人帮”选中，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不论他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服从安排。这段短暂的不光彩经历便成了他一生中莫大的耻辱，不仅为同行所不齿，更受到党的长期审查，迟迟未能恢复工作。大约1980年的一天，我在回到北京时，有机会参加了一个作协组织的诗人集会。会上见到了不少隔绝已久的诗界故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座中我突然发现了独处一隅的袁水拍，他的形象把我吓了一跳：头发花白稀疏，面容苍白憔悴，全身消瘦得几乎成了一副骨架，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我不禁惊呼道：“水拍同志，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一看周围也没人搭理他，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好，只好默默走开，但他那异乎常人的形象和抑郁的神态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难以想象，是怎样的痛苦煎熬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才把这一向庄重自持的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得知，两年后他便在苦闷和期待中病逝，生前迄未得到党做出的结论。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不愿随众投石，不忍他身后过于凄凉的邵燕祥和朱子奇为他送了花圈。由于晚节未保，生前身后饱受诟病和冷落，袁水拍可算是个悲剧人物了。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犯了多大错误，如今斯人已逝多年，盖棺论定，该给他个公正评价吧。不知社会舆论有无共识，我却总认为对他情有可原。他一贯对党忠心耿耿，唯命是从，坚决完成党的任务，不会质疑，不敢违反，已经成了他的思维定势。在那个一切反常，是非难辨的年代，他这天真虔诚得近迂的老实人，对四人帮的错误路线盲目紧跟、忠实照办，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这不慎失足的错误行为虽属咎由自取，却也是身不由己。他既已彻底痛悔，且已得到了足够的惩罚，又何必再做苛责呢?全面公正地看待他，充分肯定他的成就和贡献，还他诗人的荣誉桂冠，享受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该是公正合理的吧。
邹荻帆
和我所熟悉的一些老诗人相比，我和邹荻帆的关系似乎有点“与众不同”。既不像诗歌工作者与诗人间的工作关系，也不像编辑与作者间的业务关系，倒像是普通朋友关系，寻常邻居关系。尽管他早已是蜚声诗坛的大诗人，又是位领导干部(对外联络局办公室主任)，而且也大我十多岁，但和他相处似乎没有什么距离感，说话无需客套，十分随便。说明这人非常随和，非但没有架子，还是个“自来熟”，很容易交往。总之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就和他熟悉起来，不论请他参加诗歌活动，或是约他写稿，都很痛快，差不多有求必应。他在对外联络局工作的时候，时常有出国访问的机会，也就常写些国际题材的诗歌，见面时也常和我谈起国外见闻，出版诗集时总不忘送我一本。不久他兼任了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调到《世界文学》编辑部，我们就成了同属作协的同事了。1960年起，我们又成了邻居，同住安定门外和平里的作协宿舍，我们各自住的楼正好面对面，在阳台上见到时还能招一招手。他家里有当时还少见的电视机，我晚上没事就去他家蹭看电视。最难忘的一次是看一场乒乓球赛。那是1961年在中国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日两队争夺团体赛冠军打到最后决胜局，由中国名将徐寅生对阵日本老将星野，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精彩对决。为了能目睹这场激烈的生死之战，我当晚连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女儿也带上，去邹荻帆家看电视直播。邹荻帆和我一样紧张，我们为每一板得来不易的胜利而喝彩。特别是打到最后一局争夺最后一分时，徐寅生打出了那已成经典的十二大板扣杀，直到打完最后胜利的一板，连不懂球的五岁女儿也和我们一起跳起来鼓掌欢呼。以后连我女儿也和邹荻帆熟悉起来，一次在院子里看到他时，藏在汽车后面喊他的名字，和他捉迷藏玩，邹一回头她就跑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