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和他常有书信往来。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张家口的一个同事曾设想结合地方特色编一本以长城为题材的诗集，已经收集了不少作品，但还缺少名家之作。我就试着提请他写一篇有关长城的诗，其实这很有点勉为其难，不想他很快就写好寄过来了，让我喜出望外。但后来这诗集并未能成功出版，又一次辜负了他的情意。
1985年的一天，我突然意外地收到一份田间治丧委员会发来的讣告，才知田间病逝，使我震惊不已。想不到才69岁的他便过早离世，让人痛心。附信中还提到要收集田间的手迹以供登记留痕，并承诺用毕后归还。我便将他亲笔写的那首诗和一些信件收集起来寄了过去，谁知从此一去无返。那时复印技术还不普及，没能留下他这难得的手迹作为纪念，留下的就只有怀念和遗憾了。
袁水拍
袁水拍的名字最早是和《马凡陀的山歌》连在一起的。自抗战以来，在大后方重庆，年轻的诗人袁水拍就以尖刻犀利的笔触写下歌谣体风格的大量诗歌，把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和腐败内幕揭露嘲讽得淋漓尽致，读来大快人心。因此，知识界的人们或许还不知道袁水拍，但无人不知马凡陀。
我也是从看了《马凡陀的山歌》才知道袁水拍这个诗人，而且以为这一定是个喜欢说笑、谈吐诙谐的人物。当我来到作协以后，袁水拍是诗歌组干事会成员之一。在工作接触中才发现他和我的想象正相反，原来是个严肃呆板、不苟言笑的人。那高大魁梧的身躯、黑框眼镜下深沉的目光似乎自带一股威严的气势。因此，在诗歌组工作的前两年，我和他打交道时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态。
1955年，作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诗歌年选，指定由我任责编，负责初选。袁水拍任主编，负责定稿，我才开始直接和他打起了交道。由于我自1953年7月来到创委会诗歌组工作时，即负责掌握全国诗歌创作动态，积累了一些优秀诗歌的资料，因此这第一部诗选收录的时间范围就定在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我第一次担任这个涵盖广泛内容庞大的诗集编选工作，开始时不知如何着手。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就以他那老编辑的丰富经验，教给我具体选稿原则和编辑方法。他告诉我选稿时要考虑到题材的多样性和作者的代表性，题材范围应包括多种行业多方面内容和表现方式，作者范围除一些知名诗人外，更应考虑到群众作者的广泛性，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等诸多因素。在他的具体指导帮助下，我才得以把一大堆芜杂的稿件归纳分类，逐步理清头绪，掌握遴选标准。经过和他多次商讨，进行斟酌增减，平衡取舍，终于满意定稿。最后他还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介绍了近年来全国诗歌创作的概况和成绩，并对诗集中一些重点作品和重点作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点，圆满完成诗集出版任务。在编选过程中需要时常找他商谈和送审稿件，每次都是电话约定后，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去找他。进门通报后，他便从办公室来到一楼会客室接待我。若逢他休假，我便直接到他家中去，走的时候他定要穿过几重院子送我到大门口。经过这段工作交往，我才对他有了新的认知：那不苟言笑的严肃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淳朴诚挚的为人态度，给我的感觉不再是一个威严神气的领导，倒像一个和蔼亲切的兄长。
这次成功的合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我们还有过一次未成功的合作，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算编一本青年诗作者的诗集，已经初选了一批较优秀的作品，特邀我为之做责编，并邀请袁水拍做主编。能够再有一次与他合作的机会，我自然十分高兴。这个额外工作要靠业余时间完成，但业余时间有限，常被临时写稿任务占用，不免拖延了些时日。本想袁水拍工作更忙，早晚把稿给他看都是一样，不想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问我诗稿选好了没有，我却只完成了一半。既然他催问，我便集中精力突击了几个晚上把工作完成，并详细说明我对编选的总体意见和做法，对尚拿不稳的稿件也注明我的看法请他定夺。当我把选稿全部交付他以后，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时间拖得一久，这项工作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还是由于我起始时的拖拉，错过了他百忙中恰好出现的时间空隙，才导致这项工作流产的吧。这不免辜负了出版社的厚望，也成了我一个不圆满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