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间
“擂鼓诗人”田间在诗界久已闻名。我认识他是1952年夏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期间。那时田间是文研所第一期一班学员兼所部秘书长，属于领导班子成员。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二班学员。在上大课开大会等集体活动中和他时有接触，他个头中等偏瘦，一副圆圆的朴实沉静的面孔，不怎么喜欢说笑，但言谈诚恳实在，是个比较认真老实的人。
我熟悉他始于1953年夏秋之际。我任作协诗歌组干事期间，田间是干事会成员。干事会开会研究工作时，田间在会上的发言总是经过认真思考，简短而中肯。在诗歌组召开讨论诗歌形式问题的会上，根据干事会的决定，由田间和组长艾青做带头发言。艾青的诗偏重于自由体，田间的诗偏重于格律体，他们代表两种诗体的发言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田间为了写好发言稿，还收集参考了大量格律诗集，让发言内容更加充实具体，从而引发了与会诗人更多的兴趣。三次讨论会中大量的话题都集中在格律诗方面，许多人的发言都举出很具体的例子，谈论比较格律诗的特点、优点和对传统的继承，其中也不乏争论和探讨，使会议开得很成功。讨论会间隙，干事会开会部署下步工作时，除组长艾青带头请吃午饭外，田间也不甘落后积极做东。大家轮流请客，最沾光的自然就是我了。
我和田间的进一步交往是1957年在《诗刊》任编辑之后。田间是《诗刊》编委，又是重要的诗作者，我则负责联系在北京的诗人作者，需要打交道的情况就更多了。田间那时经常下到基层深入生活，写出的作品大多提供给《诗刊》。1957年他曾经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吸收和利用当地的传说、生活习俗和民歌语言，前后写出三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叙事诗。其中一部数千行的《佧佤人》在《诗刊》分成两期刊发。他还到河北怀来县南水泉大队蹲点，在那里倡导以街头诗、诗传单的形式配合政治任务做宣传。60年代初，他将解放初期出版的长诗《赶车传》续写出第二第三卷，歌颂新时代新生活。这些作品都是在坚持走民族大众化道路的基础上，以朴实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来展现的，多数都曾在《诗刊》发表。那时《诗刊》倡导形式多样化，特别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的作品。在编辑部的动员下，田间曾写过一篇近似鼓词形式的小叙事诗在《诗刊》发表，虽然还不完全适合演唱，但这种改变诗风的写法也是诗人为贴近群众做出的有益尝试。
60年代期间，田间的诗在坚持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一些缺陷，就是形象和表现手法比较单一，易于重复，语言运用上也常选择一些简单夸张的词汇，企图加强力度和美感;但由于不是从生活中来的自然发挥，缺少鲜活内涵，反而显得空泛单薄，缺少感染力。有的句子甚而显得生硬拗口。读者常有意见。虽然如此，他还不甚同意我们作出修改。后来编辑部收到读者提意见的来信越来越多，我们便综合整理成内部资料，一方面反映给上级领导，一方面提请他参考。当我把读者意见送给他时，他的初步反应仍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对他拿来的诗在处理上便改变了做法：从下到上层层把关，对诗中用词生硬、语句拗口的地方一一标出，并尽量提出修改方案，然后由我代表编辑部登门找他商谈。这样，一向为人淳朴厚道的他也就改变了态度，不但对我们的修改意见虚心接受，对我们指出的表达上的不妥之处也认真做出改动。经过这种编辑和作者之间坦诚交流，共同商榷推敲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读者的意见也少多了。
田间的家是面对后海的一个独立小院，门前有一片开阔地，有树木及水域，风景优美，走到那里令人心情舒畅。我去的次数多了，就很随便，常常直接推门而入。有时赶上他还在午休，衣冠不整便迎出来，当着我的面穿衣服也很自然。他夫人葛文和我爱人都是文研所一期一班的学员，关系很好。葛文曾邀请我们夫妇到家中做客，两家人一起包饺子吃，其乐融融。田间时常送我新出版的诗集，如《给战斗者》《英雄战歌》《田间诗抄》《汽笛》等我手中都有。可惜大都散失了。
很长时间，大家都中断了联系。直到1978年，我被借调回诗刊社筹编建国三十年诗选，才重新回到诗歌界。这时田间已经调任河北省文联主席，家也迁到了石家庄。一次他回北京来诗刊社参加活动时，我才有机会见到了他。虽历经沧桑，他仍是那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久别重逢，昔日情谊依旧，那时他刚出版一本新的诗集《清明》，就送给我们几个借调回来的老编辑每人一本。当时诗刊社有意将我调回来，但由于我已隶属河北地区，又转行到教育界，按政策无法直接调入北京。诗刊社人事部门就想了个转圜办法：让我先设法调到河北省文联，再由文联调往诗刊社，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就是想借河北文联当个跳板。他们把这意思和田间商量，对这个近似无理的要求，田间不仅表示同意，还愿为我的调动尽最大努力，甚至还代我给省领导人写过介绍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调动设想没能实现，但田间这番真诚的故人情意使我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