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镇这地方，死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隔不久就会有一桩命案。警察似乎也没什么急事，他说命案现场是另一车人在处理，他这一车闲着。接着他讲起了案情。我们一边听着警察的讲述，一边止不住地笑出声来。这个时候，他不像一个警察，而是像说相声的。
我在箕镇生活了这么些年，得来一个经验：箕镇的时间就是由命案来划分的。命案每年都会发生好几出，等到下一出命案发生了，人们才会停止讨论这一出命案。命案就这样接二连三，延续下去。这地方太容易死人，所以人们好像也不怎么在乎死。一听有新的案情，那表情不止是兴奋，还有掩饰不去的喜悦。
警察讲完案情就上车了。临走时他说，我还要忙事情，不多说了。他好像不是为案情来到箕镇的，也不是为了要于江还钱，而是要给我们讲述这个命案。但他瞎打误撞地讨到了债。于江丝毫没有要还我钱的意思，我只好怨毒地看着他。他已经觉察出来了，说，姚志你不要这么看着我，你那眼神像是要杀人一样。我只欠你几百块钱你就想杀我，讲不过去吧?要是你想杀我，不妨再借我一点钱，借多一点，能让你肉痛。要是我还不出这笔钱，你的杀心才会坚决起来。我看着他自以为是的样子，嘴角打脱一丝冷笑。我不会杀他，当然也再不会把钱借给他。他怎么心存侥幸想着我继续把钱借给他呢?我感到诧异。
次日的早读课轮着我占用。在早餐前有四十分钟的早读课，那个时段是一天中的黄金时段，孩子们刚刚睡醒，精力正充沛着。每个老师都愿意占用早读课卖自己的狗皮膏药，现在轮到我了。我教语文课，校方认为这门课学生总是学得不好也不坏，用不着加课，原则上语文老师是不能占早读课的。于江他很大方，他占到的早读课，总是当顺水人情分给我。钱以外的东西，他仿佛都不是很在乎。
我摆开教案，正要补几个知识点，姓贺的老校长忽然走了进来，他的手短促而有力地一挥。他声若洪钟地说，同学们好。底下的同学们就热烈地呼应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老校长好。老校长很开心马上又再问候一句，同学们辛苦了。这一来下面的学生就乱了，有的大喊，老校长辛苦了，有的偏偏要说，为人民服务!我还站在讲台前面，最中央的位置。老校长朝我走过来，他说，小张，你也辛苦了，我有事要跟同学们讲个三五分钟。麻烦你到旁边站一站。我说我姓姚。他说，我是说你姓姚啊，难道我说你姓李了?他朝我微笑，在他的微笑里我看不出他是记性不好还是拿我开涮。我感到很尴尬，更尴尬的是往下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怔立当场。老校长要跟学生们讲校史。他已经七十多了，从这个学校建校以来就在这里当校长，退休后还返聘了八年。他把这所中学看成他自己的，虽然谁都知道学校是国有的，工资是财政拨款。他说只讲35分钟，但一俟开口，整节早读都不够的。关于校史，无非也就是那些内容，讲着讲着他还会讲自己跟贺龙沾亲戚，贺龙刚闹革命时挥舞的两把菜刀，其中的一把还是从他爷爷家偷的。我们都听过的。四十分钟的内容，他一遍遍地讲，可以讲得一个字也不差，但他就是记不住自己跟这个班的学生讲几遍了，讲了三遍五遍，还会讲第六遍第八遍。真不知道他的记性是好还是差。
老校长刚讲了两句，忽然对自己有了怀疑。他问下面的学生，呃，我好像在你们班讲过这些事了吧?台下的学生竟然齐声回答，没讲过。但也有一两个不和谐的声音，在说，你都讲无数遍了。但老校长耳朵有些背，他只能听到大一点的声音。他说，那好那好，有必要给你们讲讲。你们想听吗?大多数孩子都说，想听哩。老校长拧过脸看看我，说，小李，你能不能也坐下去，一起听听?我说我听过了，听过好多遍了。老校长说，呃，那你站开一点，我给孩子们讲。我说他们也听过了。老校长说，留级的听过了吧?没留级的，应该还没听过。
这时胡胖刚好从教室门口路过，听见里面热闹，就走了进来，看看老校长然后看看我。他问，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老校长要跟学生讲校史。
我看不必了。
为什么不必了?嗯?老校长很惊诧地看着胡胖。
我也看着胡胖，看得出来他心情不好，八成皎皎家又提了什么要求。皎皎家最近老在提要求，要添置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就要现钱，名目繁多，否则的话胡胖就没法顺利地去办结婚证。巧立名目这种事，只要和钱联系在一起，谁都可以操作得风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