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条路径只在这座被遮蔽的废墟里有效。当我们重新走到尘世中时，世界立刻恢复了它的坚硬。回去的路上，潘侯两次撞向了电线杆。我就像一个被乖僻的主子搞得颇为狼狈的跟班儿，只好把他的手挽住。这回他的手倒是凉爽而稳定，只是在比例上给我一种反倒被人襄助着的手感。两个大男生牵手而行，真的是不太好看吧?反正我是有些别扭。但潘侯却因此好像得到了某种许可，突然和我推心置腹起来。
“你有什么难忘的事吗?”他转头看着我，无根无由地向我打问道。我没什么心思回他的话，但经不住他反复地追问：“有没有?有没有啊?”
“有吧，”我沉吟着，顺嘴说了一句，“小时候死过一条小狗。”
“一条狗?什么品种?”
“一条小狗，”他这么认真，但我实在对狗的品种所知甚少，而且实际上一直还是比较怕狗的，所以只能答复他，“就是一条小狗。”
“噢，一条小狗，”他玩味了一阵，继续质问我：“死啦?”
“嗯，死啦。”
“真的死啦?”
“没有死吗?”我被问得没了把握。
“噢，哦，”他和我捏在一起的手加了几份力气，表示有些不好意思，表示有些叹息，“怎么死的呢?”
“吃了死老鼠。”
“死老鼠?”
“是，是死老鼠，老鼠是被毒死的，就是说，狗吃了死老鼠，就跟吃了老鼠药一样，就毒死了。”
我以一种三段论式的严谨用力解释着，态度忽而转变了，不再是心不在焉的敷衍，声音也逐渐哽咽一般地嘶哑了。这件童年往事此刻被提及，居然会令人伤心，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来的，要知道，如果不是被这样拉出来说一说，我基本上把这茬事遗忘殆尽了。它长得什么样子呀?说黑不黑，说棕不棕。耳朵呢?耷拉着，好像总是湿漉漉的。湿漉漉?嗯，但和下雨没关系，也不是出汗弄的。你伤心吧?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不伤心的理由……
我们在夕阳里手挽着手，谈论着一条死了十几年的小狗，腔调严肃，一点不比谈论一个瘦女生或者一个红眼睛教授轻浮。在我眼里，这条“因为吃了死老鼠而死”的小狗，从一个简单的事实中脱颖而出，陡然无条件地被赋予了某种令人动情的价值。仿佛我也有一本属于自己的黑壳笔记本，此刻打开检索，那条小狗就以一种令人从未巴望过的，我想说，使人怅惘的可贵被全新地塑造了出来。
当我抬头看到校门时，才从这种放诞的悒郁中回过神。我像被烫着了一样从潘侯手里拔出了自己的手，心想这是怎么啦，为一个“雨人”打伞，结果自己却被搞得像落汤鸡啦!已经有认识的同学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故意放缓步子，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在潘侯后面。失去了我的手，潘侯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两只空手无处安顿，在大腿上拍打了一阵，终于好像找到归宿般地迅速插进了上衣的口袋中。
校门外的路面正在翻新，走在前面的潘侯一脚踏进了刚刚浇灌了水泥的禁区。我用大喝一声来提醒他。他定下身形，进退维谷地傻在那里。我向他打着后撤的手势。但他好像看不懂似的，好像被吸附凝固住了一般，纹丝不动地把那个前腿弓后腿蹬的姿势保持了良久，然后才慢慢收回了那只误入歧途的大脚。那意思，好像还颇为有些遗憾，有些恋恋不舍，让我都要认为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了。
倘若你有一双慧眼，并且足够耐心，如今你在西大的校门口，也许还可以找到这么一只来自一位“雨人”的足有50码的足印。它隐蔽地长在西大校门那张刻意维护着的老脸上，就像一块极具说服力的老年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把潘侯叫作老潘了。这除了说明他在我的眼里符合一个“老潘”的指标，至少还说明我对他已经颇感亲昵。临近寒假的时候，我被邀请到潘侯家里做客。王秘书坐着一辆小车来学校接我们。我几乎忘记了这个老潘的家庭背景。在他的身上，没有丝毫的纨绔之气，相反，他倒是比任何人都来得朴素。潘侯是我们宿舍里唯一不吸烟的男生，穿布鞋，衣服也似乎永远是那两件条绒外套，有一次临时还借穿过我的裤子，结果裤脚吊在脚踝上，裤裆紧绷地在校园里晃荡了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