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举动招来了不满，有列兵有工兵，我们的宿舍岂不就成了一个兵营?他们迁怒于我。毕竟，我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流言，说我是想靠上潘家这棵大树，好在毕业后踏上仕途。那个年代，就像我们这帮大学生到了青春期的尾巴上一样，理想主义也已经进入了它的更年期。但在大学里被人做出这样的评价还是很令人难堪的。我被尖锐的流言所激怒，急于分诉和澄清。终于有一天当潘侯又准时地跳了下来时，我用一个中文系学生的腔调，带着表白性质地对他吟哦：
“安静!请你安静!这里难道是疯人院乎?”
天啊，潘侯一步就蹦到了我的面前，这一回他倒是目标明确。他歪着头看我，一言不发，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突然很紧张，感到这个家伙会攻击我。当时我正半躺在床上，身体有种要蜷起来的愿望，基本上不敢正视他那张嘴唇挛缩着的大脸。我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本来也酝酿已久，但我的勇气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如今我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有的理性都有可能变得勉强乃至无效，于是勇气便不复存在。
我色厉内荏地吞咽着唾沫。几个室友关注地伸直了脖子，作出一旦发生意外便一哄而上的架势。潘侯却做出了相反的举动。他摆一下脑袋，像一头不屑于朽尸的熊，笨拙地爬回了自己的床铺，留下我和几个室友面面相觑。符合规定的黑暗适时而降。叭地一声，像某个有权势的家伙打了一个响指——那是大面积断电发出的声音，一块黑布兜头便蒙住了我们。不管怎么说，我毫发无损，但淹没在这种被管制的时间里，我一下子居然有种啜泣的冲动。
此后潘侯竟然终止了这种黑暗前的亢奋。我认为这是我教会他在操场上狂奔换来的善果。这个“雨人”对我有了感激之情，以至于甘愿委屈自己。他不再跳到地下，却躲在铺上瑟瑟发抖，吼咙深处发出诡谲的喘息。那喘息经过努力压抑后，蠕动着，像窨井下涌动的暗流，宛如紧随其后必将到来的黑暗的前奏。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极致。尽管我不免为此自责——这个人不过是干扰了我们，而我对他却造成了煎熬——但还是觉得这种喘息听得多了会导致大家患上肺癌，至少会让人喉咙发痒，以至不咳嗽几声简直就觉得过不去。
楼道和厕所是不熄灯的，后来有一次我起夜，就在厕所里看到了蹲在里面的潘侯。他经过训练，对这块宝贵的光明之地熟门熟路。那时他靠在一排锈迹斑斑的暖气片上，抱着那本黑壳的笔记本，顶着一头氨气，正在奋笔疾书。他真是专注，根本没有发现我，这让我得以悄悄对他端详良久。基于潘侯的专业，憋着一泡尿的我首先将他盘踞在厕所里的这一幕和打磨镜片的那位斯宾诺莎联系在了一起。在我眼里，这本黑壳笔记本之于哲学系新生潘侯，就像镜片之于先哲斯宾诺莎一样，是他们不为人知的专业表达;同时，也成为了此人每逢熄灯之时便要发作的诱因——他预感到自己的工作将被蛮横地中断，于是便不可遏制地愤怒。
这个神秘的本子里究竟有何玄机呢?好在它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黑壳上压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这几个字的存在更多要仰仗手指的触摸;里面记录着的，不过是每天出现在潘侯视野里的人，而且以陌生人居多。它不能被称为日记，说是流水账都很勉强。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些或许连生命中的过客都算不上的人，实在乏善可陈。潘侯持之以恒记录下的，不过是这样的一些文字：早餐，二班的瘦女生，吃了十分钟，心情好;第一节课，徐教授，眼睛红，疲惫;穿着运动服的男同学，看天，天上有云……如此等等，言简意赅，却比书本上的冗长脚注都要乏味。但是，当我一页一页逐字逐行地读下去，却不禁为之着迷。
悲观些说，潘侯记录下的，是一些人在尘世走过这么一遭的佐证。有幸进入这本黑壳笔记本的那些人，如果在咽气之前能够读到这些文字，没准会欷不已。他们会因此记得，在生命中的某一天，自己心情不错地吃了十分钟的早餐;某一天，自己眼睛红肿着疲惫地登上了讲台;某一天，自己百无聊赖地举头望天，而天上浮云片片。由此前后推演，便是一段相互关联的岁月。于是，他们在终结之时所成为的那一个自己，就不再是凭空成为的了，他们那时所走向的归途，就有了这样一个确凿的来路。我们走得仓皇，每一天的每一刻，何曾巴望会被这样铭记下来?但是潘侯做这样的工作，有意义吗?是谁赋予了他这样的权柄，来为大家数算每一个日子?谁知道呢。也许，这依然是他的哲学方式，借此他暗自与这个世界达成谅解，来感觉自己并非完全与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