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缓缓地驶进二十世纪的大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伤痛的中国非但没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反而不得不面对更加深重的灾难。此时，眼看着西方列强步步紧逼、虎视眈眈，清朝政府颟顸昏聩、气数将尽，人民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越来越多的人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亲手为黑暗腐朽的清王朝敲响最后的丧钟，为中华民族争取复兴的机会。在这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鲜血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用生命发出了雄壮的怒吼，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史诗。他们就是1911年4月在广州组织、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当中有留学生、爱国华侨、新军军人、记者，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牺牲之时，他们每个人都正值青春年华，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有的人更是在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成就，未来大有前途。但在革命的召唤下，这些年轻人们纷纷振臂响应、争相赴难，展现出了崇高的民族大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10年，距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次领导起义运动，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四年来，虽然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屡屡受挫，但他们依然对革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当年秋天，他们认真总结了此前的失败教训，决定周密计划、集中力量，未来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夺取广州城以后再兵分两路，在全国范围内吹响革命的号角，最终推翻满清王朝。为了起义取得圆满成功，孙中山、黄兴等人进行了认真、细致、充分的准备。但人算不如天算，1911年4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一时间，广州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清军的戒备越发森严，对革命党人的搜捕也变得越发紧迫，这些都为即将举行的起义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着这样复杂的情势，起义军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具体领导此次起义的黄兴力排众议，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原计划行事，不能让筹备已久的计划付诸东流。4月27日下午5时，黄兴亲率敢死队百余人，向两广总督衙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总督张鸣岐闻风而逃。但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劣势局面下，起义还是宣告失败了。时年25岁的喻培伦，就在战斗中因为身负重伤、弹尽力竭，遭到了敌人的逮捕。
喻培伦，字云纪，1886年出生于四川内江。年少时，喻培伦就在老师“读经世书，练干济才”的教育观念的引导和影响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年少的他还给自己刻了一方“世界恶少年”的印章，表露出了向黑暗、腐朽的旧世界发起挑战的决心和信心。1905年，19岁的喻培伦漂洋过海，前往日本留学。求学期间，他不但对化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加入到了革命者的队伍当中。为了帮助革命尽快取得成功，年轻的喻培伦潜心研究炸药制造、爆破技术，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一次，正在试制炸弹的喻培伦不幸遇到了爆炸事故，猛烈的炸药炸得他浑身是血，左手的三根手指还落下了残疾。但即便如此，喻培伦依然毫不气馁、刻苦钻研，成为了革命党人当中有名的“炸弹专家”。起义前夕，有人曾劝喻培伦：“你的一只手受过重伤，何苦还要白白去送死呢?”而喻培伦却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看样子四体健全的你们，好像还不如我呢。”不仅如此，面对着当时那些担心失败，要求停止行动、退出广州的声音，喻培伦更是极力制止，他愤然说道：“我知道举义是一定会死人的，但为国而死，是大义。倘若连我们这些革命者都害怕牺牲，那么还有谁愿意为国家献出生命呢?这样下去，国事恐怕将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就这样，视死如归的喻培伦带着亲自研制、装配的炸弹走上了战场，他将满满一筐炸弹挂在自己胸前，率先发起了冲锋，打得敌人连连后退、四散而逃。可随后喻培伦率领的小分队遭遇到了清兵的增援部队，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败下了阵来。被捕后，年轻的喻培伦尽显英勇不屈的品质，他在大堂上怒斥清朝官员的昏庸无能、力陈革命者的宗旨主张;临刑之前，他还在不断高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意气扬扬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与喻培伦一同被捕的，还有时年24岁的林觉民。1887年，林觉民出生于福建闽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天性聪慧的他自幼就在读书学习上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深受长辈的喜爱。但年轻的林觉民却从未有过追逐功名利禄的想法，1900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他只在考卷上题了一句“少年不望万户侯”，就转身离开了考场。此时的林觉民不但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醉心于民主革命、自由平等这样的新思想、新学说;他还自己办私学、办女学、组建读报所、发表演说，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的人解开了思想的束缚。1907年，林觉民为了继续探索救国存亡的真理和道路，毅然告别了自己的妻子和亲人，东渡日本留学。和喻培伦一样，来到日本的林觉民一面学习，一面也将革命当成了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当得知自己的同志们要在广州举事的消息后，林觉民果断回国，投身到了起义的组织工作当中。起义爆发三天前的一个晚上，林觉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已有身孕的发妻，辗转反侧之中，在手帕上写下了两封诀别书。他给父亲的《禀父书》写得很简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短短几十个字既写出了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也蕴含着对父亲的愧疚之情，可谓饱含着深情与悲壮。而在《与妻书》中，林觉民这样写道：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一百多年来，林觉民这封句句含情、字字带血的诀别信，曾让后世千千万万的人们为之动容。当写下这篇文字时，相信林觉民的心中对等他回家的妻子和尚未出世的孩子充满了歉意和不舍。可即便如此，林觉民依然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事业、选择了“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理想。之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的林觉民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最终受伤被俘。面对着清廷官员的审讯，受尽酷刑的林觉民侃侃而谈，讲述着自己对革命的见解和决心;即便是到了刑场上，他也依旧泰然自若，丝毫不曾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
短短的几行文字，讲不尽英雄的一生。不只喻培伦和林觉民二位烈士，这场起义中牺牲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名字和贡献其实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所铭记和传颂。起义失败后，年轻的革命志士潘达微不忍看着这些舍身成仁的爱国者们暴尸街头，成为当权者们“示众的材料”，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收殓了他们的遗骸，安葬于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后来，潘达微觉得“红花岗”不足以彰显烈士之悲壮，于是以傲霜斗寒的菊花为此地改名，以此纪念这些青年人为国家和民族慷慨赴死的革命精神。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会自发地来到这里，祭奠这些安眠于苍山翠柏、鲜花绿树之间的烈士们，聆听着他们无声的讲述，瞻仰着他们血染的风采。
这些先知先觉的革命者们发起的壮举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鲜血却像燃烧的火种，把革命的熊熊烽火传遍了中华大地。仅仅过去了半年，更大规模的革命高潮到来了，在湖北武昌，人民向清政府发起了最后的决战，短短两个月内，各省云集响应，让清王朝长达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延绵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划上了终点。烈士们曾经播洒出的那腔饱蘸青春激情的热血，最终开出了绚烂的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