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决定了情调和口味，柳永等人的甜腻大概是北方人无法消受的。北方之粗粝壮阔，南人也较难接受。人生多艰，“甜”是最好的安慰剂，热量转化也快，所以大多不能割舍。苏东坡当然是一个南方人，本来就习惯了甜食，所以无论诗还是词，甜味都重一些。这样的“饮食习惯”非得有一场重大变故才可以稍稍改变，于是“乌台诗案”之后诗人就有了转向。他自此更加接近人生的原色，后来的一些文字的确较前大为不同。论及此，必然要再次提到《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潮州韩文公庙碑》。这其中的气象和色泽，以前是不曾出现过的。他在人生的低沉灰暗期，刚健悲凉之气终于占据了上风。
人们最常说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见人在总体上是被山水塑造的。所以有“南甜北咸”之说。就这个意义上讲，词这一文体虽兴盛于北宋，但南方气质更浓。西湖曾经是苏东坡重要的徘徊地和欢喜地：“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五》)苏杭是南国的象征和代表，是京都汴梁东南方最繁华的去处，在这里任职，无疑是皇上赐予的肥缺。这里山水优美，气候湿润，性情尽可舒展。
综观苏东坡的诗与词，尽管每每被称之为“豪放”，但品味起来“甜度”仍高。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受到一代代人的传诵和喜爱：很难想象人们会力戒甜食。比起那些苍郁、冷静、浑然的文字，比起那些沉郁而滞重的灵魂，人们更难舍弃苏东坡这样的轻快多趣、富于戏剧性的人生传奇。
像苏东坡这样多姿多彩的诗人，当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但他尤其属于现代，属于一个娱乐主义的多媒体时代。在这个时代，他往往是最可接近、不必犹豫的选择。不过在今天特有的审美趣味中，由于我们的偏嗜，将留下更多的疏失和误解。他既然被称为“苏海”，就一定蕴藏了阔大浩淼之下的峰峦和深谷，如果仅满足于它的绚丽光色、晚霞映照，就会浮光掠影一番，终究不得深悟。对于苏东坡这样一位诗人，最容易唱佳句赏美章，开口“喜欢”闭口“着迷”。一个被符号化的诗人，一定会成为集体概念化中的一个悲剧角色，而这正是由于我们的庸俗、懒惰和不求甚解造成的。
沿苏东坡的轨迹前行，去发现他的生命怎样完成一场蜕变。如果没有寒风凌厉的北方，诗人直到最后的辞章也许只有浓浓的甜味，这将是中国诗史的遗憾。后来有人做过不无夸张的描述，说唱苏东坡的词仅仅丝竹笙歌那一套已远远不够，而要击打铁板，昂昂嚎唱：“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此说虽含调侃，但听后依然令人绝倒。这当然指那几首豪放词，它们是诗人的代表作。
可见多产如苏东坡，就因为这样的杰作，才会不经意间触摸到了诗与思的更高处。
排遣和游戏
苏东坡的大量文字是用来排遣的，所以游戏之作很多。因为生命质地毕竟不同，也可以说此游戏非彼游戏：于轻盈快活中透出别样意义，给人以难得的审美快感。就其一生的起伏遭际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排遣，他的一生可能苦到极处，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的。比如诗文互答，当年是文士之间十分重要的交流手段，是抒写与发泄的主要形式。一个人把诸多东西闷在心里会不堪重负，相互倾诉也就成为必须。在苏东坡的全部诗作中，兄弟友朋间的唱和占据了最大篇幅，从数量上看古今罕有其匹。
人的躁动多思、不安与激越，常常化为一场人生的宣泄。美国垮掉派代表人物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写的是一帮青春伙伴的一路寻找和追赶，充满了绝望与颓丧，也透着热烈和荒诞。这样的人生跌宕，这样的热情、冲决和不管不顾，这样的野心勃勃，成为人生的另一道风景。整个故事中，美洲大陆的生气勃勃与因循守旧、大胆妄为与宗教清规，诸种复杂的元素镶嵌融合在一起，饱满酣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