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诗章字字鲜活，它们不是被强硬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一个个自在的生命在愉快地聚拢，它们时而顽皮时而沉思，不曾安分，也没有刻板无趣的情状。它们出场时没有仔细妆扮，没有堂皇的仪式，更没有“经国之大业”的重负。它们涉过溪水，迎着大风吹拂，头发凌乱，手沾泥尘，不事洗涤也不做装点。一场聚会温情满溢，笑声朗朗，一次次吸引和感染了我们。当它们离去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依依不舍，很久以后还要想象那个活跃的场景、声气与情分。
文字的另一些功用在苏东坡这里得到复活。道德文章与微言大义，工心制作与凛然肃穆，暂时都被忘却。我们仿佛遇到了一位随和的游戏者，一个正在奔向远方的行者，正被白沙和流泉吸引，于耽搁中撒出一串串妙语。这种情形多极了，谜语、掌故，逗趣、角智，交替出现。他洞悉一切文章作法，却从不墨守成规。
诗人在文章的海洋里遨游已久，从少年直至青年、中年和老年，一直乐此不疲。当他在仕途上疲惫不堪的时候，就到自小熟悉的那片诗的洋流里浸泡，以各种姿势嬉水弄浪，时而水花四溅，时而轻松仰泳。诗章之于他，已经是生命的呼吸。
佳人词与才子赋
苏东坡一生写了许多“佳人词”，它们的很大一部分承袭传统，终未脱俗;而那些“才子赋”却更为自如，也更加兴味盎然。“才子”竟然无所不赋，如《飓风赋》《黠鼠赋》，这让习惯了赋的堂皇庄重者有点诧异。如果说大风可以作赋，嶙峋巨石和浩浩大河等自然风貌可以作赋，那么一只老鼠怎么不可以?他活画了一只“橐中鼠”，其可爱之状、讶异和快意，跃然纸上。他还有《后杞菊赋》《服胡麻赋》《菜羹赋》，更不可思议的是《老饕赋》，竟为一个暴饮暴食的饕餮之徒作赋。
我们熟悉的是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赋，颂皇家园林一时之盛，灿灿然目不暇接。而在苏东坡这里万事皆可入赋，凡人间自然各种景致都可成赋。他还赋以更大的自由，将情感施与万物。在诗人这样的才华与柔情面前，一切皆可沾得灵性，仿佛将它们从平凡和庸常中一一唤起，腾跳而至，让我们窥视精彩一幕、一个繁复纷纭的世界。有时我们会觉得诗人在逞一时之快，有时又觉得这是一个特异生命才有的轻松与舒放。没有这样的文笔与情志，我们所能领略的风采就少多了。自然与生命的风景各种各样，我们已经习惯了剔除和固化，然而在诗人这里却少有禁忌，天真烂漫，随意生长。
苏东坡为佳人吟唱抒发，有时也为主人助兴，这样的时节每每献上一首妙词，以答谢情谊。特别是黄州之后，在沦落到人生谷底的诗人来看，一壶好酒，一桌盛宴，都弥足珍贵。口腹之乐倒在其次，对方此刻给予的怜惜和同情应是无价的。为此一展笔墨，似乎无可厚非。明眸皓齿的青春不可忽略，楚楚动人，施予她们的词句有点甜，好像也在所难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贺新郎·夏景》)“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减字木兰花·胜之》)诗人已经情不自禁。
阴阳世界，刚柔相济，通常被视为万物演化之道。诗人与“尤物”遭逢，难免纵笔一快，有时既写他人又写自我，吐露一些隐情与艾怨。如果没有这么多“佳人词”，苏东坡就会是另一副面貌了。这些情词与豪赋，许多时候风格迥异，两相对应，显示出他的不同情操。才子多有风流，但能唱大江者却十分鲜见。他最好的词赋，并非风流倜傥者一时性起，也不是妙手挥洒笔势滔滔，而是怀古抚今的长歌，是饱经沧桑的极目远眺。
今天我们将他的两极之作一一展开，会发出阵阵惊叹。闲适与迷恋，酣畅与浩然，竟出自一人之手。
词的出身
词出自酒肆歌伎之间，有触目的胎记。它们大多为靡靡之音，是一个时代的咿呀之语和绵软之声。苏东坡对传统词风有过沉迷，但终未久留，后来还是唱出了“大江东去”，境界一直拓展开来，至辛弃疾，算是完成了一场艺术蜕变。不过诗人尽管如此，而后并非所有的词都一改形貌，因为词终究是那样的一种出身，形质血脉仍在。它作为宫中和市井的享受，已成为某种场景中的必备之物，长期风行于歌馆酒肆，与一般黎民生活大有隔膜。后来的词虽然仍带“词牌”，但已脱离了音乐，读起来还是有点做作和别扭，有去不掉的鄙俗气。有时候会觉得它们与缠足文化如出一辙。正因为如此，以苏东坡和辛弃疾为代表的变革和开拓就显出了重要的意义。所以，人们现在谈论更多的是他们的豪迈，是对这一文学形式的改造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