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词的演变在很早前就已经发生。我们从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中，如“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已经领略了不同的气象。追究起来，词最早产生于隋代民间，最初也不乏清新和质朴率真，可惜至唐代文人词、晚唐五代花间词，已经变得十分柔媚。再到宋代，词的形式和内容几乎固定下来，人们通常认为甜腻、哼唱和纤弱就是它的基本特征。这期间虽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人去其浮艳，能够含蓄蕴藉，但大体上仍未脱离原有的轨道。这种文学形式显然已经走入类型化，格调与韵致已然固定。也就因为这种传统的认识，许多人对苏东坡的词作并不赞赏，连弟子兼友人陈师道也对其大有贬意，认为韩愈“以文为诗”，而苏东坡却“以诗为词”，离开了词的本色：“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后山诗话》)
在一些人眼里，诗的内容及表述方式，本来就有庙堂的庄重气象，所以像苏东坡这样的诗人很难写出纤细柔婉的词。其实苏东坡的词也大都是柔婉的，与他的诗仍有不同。而像秦观这样的才情，即便写诗也有太多的婉约气。在这里，论者常常将“词”与“诗”各自分剥，仿佛是两不相干的文体。宋代词家李清照谈到苏东坡的词用语更重，说：“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词论》)竟认为苏东坡的词作仍旧是“诗”，不过是在不同的语句和位置上点错了标点，就像诗的断句出了问题、没有经过很好修饰一样。这当然是苛评。
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一面之词，或过分纠缠于音律，或执着恪守于传统。陈师道与李清照的格局与苏东坡不同，无法大处着眼，不能理解苏对词的开拓意义。其实一味强化词的某种属性，无论怎样“正统”，最终只会走向窄小局促，令人烦腻。如果柳永这样的词风一统天下，也实在并非幸事。柳永的词中只有一小部分稍有刚健，如写羁旅的《八声甘州》，让苏东坡喜欢。柳永专写男女密约幽会的那些词已堕入庸俗猥亵，却在长时间里作为“词”的代表，成为最有名的作品。
到了南宋时期，人们渐渐对苏东坡的词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连空’《快哉亭》词。”“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这里将苏东坡的贡献讲得非常清楚。而大词人陆游说得更好：“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老学庵笔记》)词能有此等气象，真是一场审美大转移，的确开拓了自李白、范仲淹等人开始就创建的格局与空间。
清代王士祯《花草蒙拾》中说：“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东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写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以体裁为羁绊和规范，从来都是小时代文人手中之能事，对于那些更强悍的生命则不会有多少束缚力。李白之所以古风更好，即因为这种形式较多自由，可以畅达无拘地飞翔。律诗并非是更低一等的形式，但严格的韵律确实需要大力应对和突破，化拘谨为平易自然：融法度于无形、纵生命以畅达，此高度似乎只有杜甫这样的“诗圣”才能抵达。那些汲汲于韵律的恪守者，往往走向了诗的反面。
如果要在法度与诗之本质、内容之间做一权衡，真正的诗人当然会毫无犹豫地选择后者。小处着眼，斤斤计较，实际上是一种小智。这对于人生和艺术来讲，当是统一的道理。词的节奏并非自然流畅，其长短句的组合读来每每别扭，这在许多词牌中确是如此。一旦离开词境，将一些佳句抽离出来，让句子本身的品质独立出来，就可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