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同样是“在路上”，不过这与现代美洲大陆上的那种奔波与紊乱、青春的血脉偾张，又会有多少重叠?克鲁亚克与北宋时期一个被皇权玩弄于掌股之上的单纯而热烈的书生，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奔波的方式、生活场景的转换以及节奏，都大相径庭。但我们会觉得苏东坡也是时代的匆匆行者，是大地上的一个奔赴者和追赶者，同样热烈悲伤，同样绝望。他总是在迁徙和跋涉中争取个人的小小空间，在无法掌控的命运中剧烈颠簸，被捉弄被抛掷。他无法忘却的终生大事仍是儒家的修身、齐家、平天下，而最后一项是最突出最重要的。这是他的悲剧之源。
将大把宝贵的时光耗在旅途上，变成了没完没了的煎熬。无奈中他只得求助于其他，消磨于闲情逸致，时间就这样给打发了。他的目光不得不从朝堂转向脚下，望向四野，不得不看一尾游鱼，一只小虫，一朵游云，一朵花和一丛竹子。这就有了“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城头初日”“陌上晴泥”“一池萍碎”“一点微酸”“一朵芙蕖”“一江春绿”，这些生鲜活泼和细致入微的记录。这些文字再无社稷之重，不过是旅途上的一杯酒和一盅茶，饮后重新上路。
古人一有兴趣就要拾笔沾墨，目的与心态自然不同。好文章由此而出，与生命的关系也更为自然。苏东坡的繁琐记事、随处抛洒、机灵多趣，后人看来会有点眼花缭乱。不过在许多时候，也需要我们换一副心态和眼光来端详这些文字。
在文学的创造和表达上，真正的才具常常有着自然流畅的气质，而不是刻意和艰深。如果苏东坡的诗文总是使用曲折偏僻的言辞，读起来坎坎坷坷，就不会广泛流传于口耳之间。朴素与传神往往出自张口即来的状态，这会更加畅快无碍。苏东坡的诗词虽然涉典极多，却能消化于无形，不但没有变成硌人的硬块，还宛若口语一般浅显易懂。这当然与广博深厚的学识、与汲取和转化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个人生命经验的饱满。
随性的语言是最便捷最有效，也是最生动最难忘的。所有拗口的繁琐，往往都是食而不化的结果，是愚功所致，以至于再无灵动活泼，捉襟见肘。在苏东坡这里，既有朴素日常的通俗，又有内在的法度，可以说宏博而能简约，真正深入浅出。而那些刻板的诗文匠人，往往不敢越雷池一步，让“范本”和“出处”横亘眼前，举步蹒跚。
古今来最拗口苦涩的文字都来自那些搜肠刮肚的人。形式上的怪异、理念上的艰深，文辞上的垒叠，常常是因为满足于复述和宣达的“器”用功能，失去了自我。“君子不器”，仅仅满足于转达和模仿，自然不会有什么创造，更不会烂漫地歌唱，充沛的情感与广博的趣味就再也谈不上了。
苏东坡的几千首诗词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轻快平易，它们大多朗朗上口，意思畅明而又不失醇厚。他从不受限于文章套路，既能随意摘取俚俗民谚，又能贯通典籍随手拈来，翻新改造的过程不露痕迹。
通常认为大文章必得堂皇庄严，这是一种误解。虚张声势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大而无当的套话也透出虚羸和中空。这种文章无限繁殖，由上而下地泛滥开来，影响所至，让人在许多时候不再会使用简洁而温煦的日常话语，而偏要采用一些生硬的、虚假的、捏造的、不断重复的、似是而非的书面套语。这是一种怪异的社会现象，一种畸形生命的产物。
苏东坡离去千年，他的言说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切近，即因为发自心性，质朴可亲。文明的哺育从语言开始，这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太重要了。诗人实际上不仅在告诉我们文章的作法，而且在言说朴素诚实的日常生存之道。他把造作虚假繁琐和装腔作势悉数抛却，引领我们走向一条简明清晰的表达路径。
生命的痕迹
就像苏东坡的文章一样，他的书法也有一种随性自如的风貌。今天看它们无抄袭，无习气，也没有浓重的“帖意”。他曾经有过《论书》一文，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说到底这不过是生命的痕迹，人的内在品质、先天与后天的综合内容，都在笔画中得到了呈现。这种表达不是将字词作为指代符号来阐明语意，不再是那样的功能，而直接是欣赏文字本身的形态，其艺术性蕴藏在一撇一捺之中。在浓淡粗细、提拉按压之间，或潦草狂就，豪气大发，或恭敬拘谨，刻意专注。一切都掩藏不住，一切又蕴含其中。将字迹视作艺术，是最晦涩也是最直观的。人格的力量、精神的萎缩或饱满、曲折与畅达，无不得以流露，却非处处直书。俊美雄奇、纤细文雅，所有这些都不能与挥毫者直接对应。它之微妙在于隐晦和沉默，不能依据其表意性简单还原，而是赋予了审美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书法艺术。它之重要和不可忽略，在于既是一种生命的综合体现，属于极为感性的表达，又是作为一种表意符号的显性存在。它仍旧源于一种记录方式，一种基本功用。就此来说，它作为一门艺术独立出来，常常要变得更深奥，有时甚至走向莫名的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