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刘敦容的原单位——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准备调她回去了。
老战友关怀备至 报告文学述冤情
我对他说：“谢谢你们这些老同志、老战友!但有些事，我得回宁夏去解决了才能决定。”
第一，我得回去与敦容商量;第二，我就把上面那一段宁夏大学去找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说既然答应过人家，就要守信用。人家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我的。不能我现在好了，就忘了人家，一拍屁股走人。为人得有点仗义劲。
我回宁夏后，一家人商量的结果，不回天津了，就在宁夏，这个地方对我们一家人不错，何况还是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为什么要走呢?但是我们非常感激报社的老同志、老战友们。
好一个石坚!他居然想得起，在当时来说也是有胆量，让我为报社写一篇关于我老伴的报告文学。他说：“我们都认识你们一家，也认识敦容。你这二十年过来不易，她更不易。没有她，你们家就完了。你就写，随便怎么写都可以。”
于是我就写了那篇题为《我的爱人——爱我的人!》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79年3月13日的《天津日报》上，占了整整一个版。当然这篇报告文学，绝对不是单纯写我的老伴和我们一家，在长达二十多年中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正如文章的副标题所云，是“谨将这封信献给那些为了真理、正义、爱情而献身的母亲和妻子们!”
这是在拨乱反正那个特定时期，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因而它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出，当时《天津日报》领导的良苦用心，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
在我离开天津回宁夏时，还是这个总编对我说：“你随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只要我们还在这儿。党委通过的决议永远有效。过去报社是对不起你。”
他们所能做的，都做了，我还要什么?一个人活在世上，不就是那么一口气?现在报社当权的人，反右时并不在台上。他们居然承担了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让我在报纸上畅述情怀，这种平反方式，可不是任何一个受过委屈的人能够得到的。
好几个月后，我已经在宁夏大学上班，我的档案才从《天津日报》转来，这证明天津的老同志、老战友希望我回去的确是真心实意的。
后来，正如大家见到的，我们一家就是没有离开宁夏。我从天津回来后，就去宁夏大学报到，领导让我办学报。在学报同仁和我的共同努力下，没多久，《宁夏大学学报》于1979年创刊了。它是宁夏第一个纯学术刊物，一直出版到现在。
1999年1月，《天津日报》邀请我们夫妇，去参加天津解放五十周年，也是《天津日报》社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在诸多嘉宾中，我这天津“嫁出去的女儿”是来自最远的一位。老战友相隔多年后聚首，那份亲热劲自不待说。
顺便说一件事，直到今天，我每天都要收到一份《天津日报》。多年了，报社的老人们，都已退下来了，可是报纸还是每天照寄不误。人家都说，现在的人情味不如过去，但这件事却不是如此。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夫妇都已离休多年。只是敦容觉得，自己学了一辈子的医，身体又还可以，应该发挥点余热，因此每星期还看两个上午的专家门诊，直到新年伊始，她已古稀之年，她已不再看门诊，彻底休息了。已是中年的儿子江友于在宁夏大学物理系教书。儿媳妇岳西玲开了一家小照相馆。(不幸的是，儿媳于1998年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她是甘肃人，长大在宁夏，由于有了她，我们家才与西北结下了血缘关系。孙娃的血管中还流有她的一半血液啊!)孙娃江夏已成长为一个棒小伙子，今年要考大学了。我们全家硬是在宁夏安家落户了。
有不少人问起我过去的经历，听说我在西吉，更是在白崖这个纯回民区呆过多年，无不发生极大的兴趣。深谈之下，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是有着相当大的不必要的误解。有的人还在惊叹之余，好像觉得我们曾经到“战地”冒过一次险似的。我多半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来“开导”他们：我的经历就证明，如果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话，你最好跑到那里去，保你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