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上的险峻还在其次，更困难的是，上帝自以为是的光辉要照亮的并不是什么精神上的黑暗地区，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被释迦牟尼的光芒笼罩着，并且，还有无数的原始神灵，虽然没有无边无际的法力，却也给那些弱小的民族带来心灵上的慰籍。这是神灵之地，你从任何一个方向看，看到的都是神山。更有卡瓦格博神山高耸在众山之上，它海拔6740米，是云南省最高的山峰，众神之首。在从德钦县城前往茨中的路上，我看见了它。我们并没有到达它的脚下，距离它还有数十公里，其间还隔着澜沧江和许多峡谷，但我们已经必须仰首去看它。那是灰色巨云横渡天空的下午，风很大，我隐约看见天空里白光闪烁，有东西隐藏在乱云之间。后来慢慢看出，那是从看不见的群峰之上垂下来的巨大冰川，犹如披在山脖子上的哈达。那景象是恐怖的，某种巨大的东西在那样高的天空中，隐隐约约，就象在大雄宝殿里，你从最靠近的地方在昏暗的光线下仰望释迦牟尼的塑像。云飞速地变化，大地忽暗忽明，冰川在向下移动，乌鸦痛苦地叫着，被风压成平的，一斜，掉了下去。但那被一切遮蔽着，看不见的山峰却永恒不变，你知道它在那里，但是看不见它，并且它最终要露出来，在你不知道的时刻，也许你在这里守一生也看不到它，也许只是在你一转身的瞬间，它就原形毕现。那时我站在澜沧江一个大峡谷上，一览众山小，澜沧江只是斜坡下面偶尔可见的一小段红色水沟。随着澜沧江的走向，大地被撕开，垮下去的岩石泥土堆积成一堆一堆的棕黄色山岭，象狗群一样卷伏着，白云回望合，阴晴众壑殊。而伟大的群峰，原始的、在可怕的地质运动中一直岿然不动的群峰，高耸在这一切之上。环绕着它的一切都在变化着，白云变成乌云、光变成黑暗、河流变成沙，生命死去又诞生着，只有它以不变应万变。稍顷，刚才的云已经变成另外的云，刚才烧着我的脸的光已经冷掉，刚才的波澜已经前进了二百米，刚才的乌鸦已经生下另一只乌鸦，刚才的我又老掉了30分钟。而那山峰依然是过去的山峰，也是未来的山峰，依然会在某个时刻，完美地呈现出来。在我面对这永恒者老掉30分钟后，它的主峰慢慢地露出来，黑色的，尖的，又几个稍矮的峰簇拥着它，这伟大的一群，在一切后面，看着一切。并没有光辉四射，但在那瞬间，世界已经黯然。只是几秒或几分钟，又被乌云遮掉了。我相信那个下午，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它们。
卡瓦格博沿澜沧江盘踞，在它的周围，有无数的经文从寺庙、村庄、牧场、田野、道路上……传出，日夜歌颂着它，其中一段经文说：这伟大的神圣之地，是佛的化生，雪山皑皑有如佛塔。有缘的人拜祭它，会吉祥幸福，出现各种奇迹。有罪的人就没有缘分。”它被无数的经幡簇拥着，看到它的时候，人们纷纷跪下来，叩首。还有许多人日夜饶着它行走，走一圈要两三个月，转山者边走边念诵经文，摇着转经筒。我看到澜沧江上的一座桥，那是前往卡瓦格博脚下的必由之路，那桥的两边挂满了彩色的经幡，已经被风撕成一条一条的，依然在大风中呼呼地响着。这山峰如此神奇，看见它的人，立即会变成一个神秘主义者，沉默起来、虔诚起来、尊重起来、害怕起来、谦卑起来，最狂妄的唯物主义者也会感到恐惧。这山峰不是地理上的现实，而是神灵的化身。人们不敢仅仅把它视为一座山，它不是山而是众神的现身。有些日本来的登山者，胆大妄为，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视为征服对象，视卡瓦格博之下的无数经幡、庙宇、僧侣、百姓对它的崇敬于不见，把它唯物主义地仅仅看成一座山，比其它的山峰更险些罢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干的事情是爬到神的头上去，用西方发明的登山鞋去乱踩，他们不会尊重当地人的感受。结果那些日本人在卡瓦格博的登山运动中被暴风雪吞没，这是可以说是事故，也可以说是神的惩罚。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了。面对卡瓦格博，我跪下来，我是在一所只讲授唯物主义的学校里毕业的。
要把上帝的葡萄种植在这样的地方，谈何容易!法国探险家亨利·奥尔良写道：虽然碰到了各种问题和麻烦，也经常遭受迫害，但湄公河沿岸的传教士就象哨兵一样，始终不知疲倦地等待着，满怀耐心地憧憬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西藏。我倾听着他们谈论西藏，满怀深情地谈论着这个希望之乡，经历了28年的苦难，现在这个五十岁的人还象三十岁的人(指当时真朴的杜尔贝那神甫)一样豪情万丈。”135年前上帝派往云南的法国神甫们如何抵达澜沧江峡谷，其路线已经无人知道，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们无法从中国内地前往该地。当时教会在中国的势力对遥远的西南依然鞭长莫及。最可能的路线，是从印度或者缅甸出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缘，避开藏传佛教的核心，只在它的空白地带小心翼翼、踮起脚尖飞快地溜过，去钻那些佛教势力在边缘区域留下的影响较为薄弱的空子。终于，几座孤零零的，风格一致、十分抢眼的白色教堂，耸立在澜沧江和怒江之间，135年后，它们依然与周围色泽沉着，顶盖发黑、墙壁发黄的乡村不太协调，给人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与这世界的无所不在的神性氛围相比，天主教堂在这里真是太做作了，它既不崇拜那些令人神往的山峰，也不迷信那些在传说中来自神灵之地的河流。它的一切都在那个教室里，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真理全是通过神甫的手中的一部圣经说出来的。而在外面，人就是不识一字也会敬畏着，他只要看看那些飘扬在故乡原野上献给那些有名或无名的山峰与河流溪水的经幡，那些总是香烟缭绕的玛尼堆就知道了。所以，在此地经营了一个世纪之久，天主教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到1949年底，它的信徒在迪庆州不过是903个人。在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的地区，它不过是一个另类，靠着各民族对宗教的宽容才的得以勉强维持。这种宽容在有着十字军东征这种血与火的传统的西方简直不可思议，在茨中教堂不过两米远的地方，就可以见到玛尼堆，它供奉的神与教堂里的那一位完全不同。在家庭里，丈夫信奉佛教而妻子信奉天主也可以和睦相处，生儿育女。一位茨中的藏传佛教信徒对我说，他信他的，我信我的，互不干涉，也干涉不了。教会发扬基督的传统，在穷人、无家可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中间发展信徒，给他们吃的、穿的、为他们治病，让他们住在教堂里，甚至送土地给那些流浪者。茨中教堂九十岁的守门人阿桑谈到已经离去近半个世纪的外国神甫时依然心怀感激，他的父亲是流浪汉，被教堂收容了，他回忆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神甫给我们吃的”。但茨中一位最早的两三家拓荒者之一的后代，家底殷实，信奉喇嘛教的居民和先生依然对那些天主教徒另有看法，在他那所鸟语花香大宅子里，他说，我们父母有田有地，我们不会去信的，我们本来就信喇嘛教。去信的都是穷人，教会给他们吃的、穿的、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不会信。他说，以前茨中没有这么多人，许多都是流浪汉、逃荒的，被教会收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