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之冬我重游长江的路线与20多年前不同，我的旅程从湖南长沙开始，然后经过洞庭湖进入长江，逆流而上，终点是重庆。2003年1月18日，壬午年只剩下13天的时候，我从昆明乘下午三点的飞机前往长沙，到达的时候，夜幕正在落下。我的记忆里依然是过去的经验，20年前的那次旅行充满刺激，路上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与另一处不同。在重庆，我记得那一是个蒸笼般层层摞在山上的城市，一幢幢吊脚楼，积木似的摇摇欲坠，灯光隐约闪烁，蚊子在密集轰炸。夜晚有无数人睡在大街上，就像集体宿舍的通铺，一个巨大的家，大人们赤身裸体地躺着，只穿著大短裤，孩子们在各家的床榻之间跑来闹去，街道上没有汽车，也没有单车。在万县，我看见人们沿着码头的石阶两边躺着，藤椅堆积如山，扇子犹如某种热带蝴蝶，停着不飞，老是煽动翅膀，万县人的四川话响亮悦耳。在武汉，我看到孙中山的雕塑竖立在市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这个国民党的领袖。工人阶级的城市，落日中赤露上身露出古铜色皮肤的黄包车夫使我想起在电影里看过的工人大罢工。在上海，盖浇饭的味道令我难忘，我曾经站在外滩附近的旧中国留下的摩天大楼下，抬头仰望天空，想象着里面的另一种生活，像《红与黑》里的那个野心家于连那样心情复杂，又高傲又自卑。我们进入南京路的一家餐厅，被白衣侍者和惊心动魄的价目表吓得拔腿就逃。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有100多块钱。在另一个小店吃西餐，平生第一次使用刀叉，吃三明治。在长沙，我难忘的是湖南面和腊肉。那次旅行令我真正体会到何谓地大物博，何谓各得其所，何谓故乡。老章开着车来接我们，但从机场进入市区的时候，他几乎找不到路了，不是没有路，而是这些路看起来和进入深圳、进入昆明没有什么区别，而路标又语焉不详。终于进入长沙，上次我来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屈贾谊于长沙”，想找到点什么遗址，古老长沙的那些旧街道给我他的故居也许还在的感觉，但穿街过巷走了两三个小时没有人知道贾谊者谁，倒是在一个小馆子里吃到泡椒炒腊肉，难忘。我们在火宫店吃晚饭，饭店周围灯火辉煌，高楼林立，我已经看不出来这是长沙，同行的台湾朋友的口音以及餐厅服务员待客的标准举止使我恍惚以为这是在台北，只是红烧肉和臭豆腐的味道依然是长沙的，我才找回了一点过去的记忆。
老章从深圳开车过来接我们的时候，有一湖南女孩与他一起过来，那女孩老家湖南，在深圳打工，那时已经接近年关，深圳像是着了瘟疫，人们逃难般地纷纷离开，争先恐后，朝向各个故乡的道路挤满了人，不是背井离乡，而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各种交通工具都严重超载。小余要回老家，但已经买不到任何票，就搭老章的车一路过来，她家在汨罗市的郊区。于是我们离开长沙向汨罗那边，先把小余送回家去。小余是个开朗的女孩，学着深圳的时髦把头发染成了黄的，如果她不说话，看着倒是像一个那种没有来历和故乡的现代人，但一说话，一个湖南农家女孩就活灵活现了。她在深圳知道了许多她故乡方言里面没有的语词，但还不太记得住，经常想不起合适的词来说要说的话，比如说某个男孩，衣服、样子、派头、她描述了一阵，但说不出可以准确概括那男孩特征的语词，她就问老章，这个怎么说，老章就说，就是酷嘛。对了，他很酷的。小余戴着一顶帽子，她说怕回到家她母亲看见她染黄头发不高兴。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汽车来到了汨罗市，穿城而过，这城市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出现诗人的城市，马赛克的表面、塑料、玻璃窗、一群摩托停在十字路口，摩托手枕着袖子等着载人，沿街摆着百货摊、水果摊，废弃的塑料袋到处都是。小余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停地擦着车窗，说是看不清楚，下车来看，还是看不出方向，一会说是从这里走，一会又说是从那个口转进去，我有些怀疑起来，她是不是这里的人啊。像外地人一样问路，才渐渐认出来，这里原来有个房子，不在了，她说。汽车从一条肮脏无比的小路开进去，旁边都是水泥袋、预制板、沙堆、垃圾什么的，我以为前面是垃圾场，但走出了这些，汨罗江出现了。就是屈原跳下去的那条江，与那条有着渔父、木舟以及屈原歌吟过的“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的景象很是不同，两岸是灰蒙蒙的田野、乡村、一座铁路大桥跨江而过。很平庸的江，如果不是叫做汨罗，是不会引人注意的。江不宽，江上有一个机动船来回摆渡，拖拉机、汽车都可以运过去，老章把汽车开上船，我们就过江了，到达对岸只要几分钟。我一心想着屈原，贾谊当年来的时候，投书于江中“以吊屈原”。我拍了几张照片。水面平静，好象没有流动。水质不清，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但也不能说是混浊。我问小余，你们是不是喝这条江的水，她说，以前喝的，这几年不喝了。我想起千年前屈原抱着沉下去的那块石头，屈原早已成为不朽的诗歌，那石头是否还在，或者已经被汨罗江磨成了沙，或者已经顺流而下，回到了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