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与正义”是文学作品中的脉络之一。复仇主题的作品描写主角以暴力手段对抗罪恶，揭示了对正义精神的呼唤。西方侦探文学的复仇源自个体的悲剧衍生，侧重通过展现人性的矛盾冲突，以展示复仇者复杂的活动历程。法律强调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中实现正义，由于人的善恶本性，人类的自然本性中存在一个自助方式来实现个人权利，其中“复仇”被视为捍卫正义的天赋权利。[5]
文学作品因其自身的亲和性能够让读者认同作品的主题，侦探小说通过文学的叙事方式突出法律与复仇的矛盾交织，这种方式更容易令读者理解。[6] 因而，通过生活化的文学表达，对法律价值的研究有所助益，为法律与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行方式。
(二)“私力救济”与文学作品的正义
公力救济是通过合法的法律而实现的救济通，与之相对的，私立救济可认为是若没有第三方的中立介入，当事人避开正当程序，凭借自身或私人的力量去解决矛盾，最终实现个人权利。[7]在无政府情境下，基于人的本能，面对利益冲突，由于没有权威的机构，“同态复仇”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成立政治社会后，人们将自己的部分私权让渡给政府或一个权威组织来行使，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私力救济逐渐被公力救济模式取代。[8]
侦探小说作为文学作品为何会存在“私力救济” ?可以从现实情境中分析，文学作品同现实生活一样存在正义伸张的缺口。在文学作品中，彰显正义、划分善与恶界限的主题愈加突出，一般的善与恶不能从根本上映射现实的图景，只有善与恶的分歧到达极点才可能激发读者的审视，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突显善与恶清晰界限的平台，使得“私力救济”成为侦探文学类的首选。
法官沃尔格雷代表着法律的权威，他本应当通过法律程序参与九名“犯罪者”的制裁，但是法律的漏洞让“犯罪者”逃之夭夭，作为一名法律的代表，沃尔格雷戏剧性地动用“私人权力”，设下圈套，让九名犯罪人“绳之以法”，沃尔格雷站到“私力救济”的正义一方，僭越了法律秩序;而侦探波洛与之相反，他始终坚守法律程序的正义，没有放弃审判十二名 “犯罪者”，只是在小说最后片段，波洛因为人性的仁慈，选择放弃逮捕 “罪犯”，亦是“私力救济”的表现方式。
三、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分析
法官与侦探是阿加莎两部经典作品的主要角色，沃尔格雷与波洛代表正义，但他们两个人表达方式截然不同。
在《无人生还》中，沃尔格雷将十名未被“制裁”的罪犯(包含他本人)按照罪行轻重排列，死而复生后杀死剩下的人，最后开枪自杀。沃尔格雷作为法官的职责是按照法律惩罚罪犯。然而，罪犯并不能得到法律制裁，沃尔格雷从法律正义滑向私人的复仇。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同样源自一个未被“制裁”的罪犯，雷切特是一起绑架案的犯罪者，这起绑架案造成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剧，本人摇身一变成为富翁，逍遥法外。数年之后，与阿姆斯特朗有关的十二个人联合，在一场雪夜合谋将雷切特杀死在列车上。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似乎是一个完美计划，但是阿加莎巧妙的设计两个偶然性情节：列车事故与侦探波洛。这两个偶然情节打乱了复仇计划，他们互相制造不在场证明，将波洛玩弄在鼓掌中，可犯罪始终要接受惩罚，在故事结尾处，波洛发现谋杀的真相，也知晓这十二名“犯罪者”都是绑架案的受害者，因为无法等到法律正义的到来而走向个人复仇的道路。
侦探波洛与法官沃尔格雷不同，沃尔格雷放弃法律正义，选择个人复仇，而波洛自始至终都要发现案件真相，这是他作为侦探的职责，他不想僭越法律程序。但阿加莎的作品总是出人意料的，波洛作为列车上最后一个坚守法律正义的人，内心开始动摇，他看到十二名“罪犯”的悲伤和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剧，最终仁慈地放弃逮捕这些“罪犯”。人性的探讨贯穿阿加莎几乎所有的作品主题，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复仇正义与法律程序正义相对立，令读者不得不感叹阿加莎作品的主题之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