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贝亚尔教授认为，一本书浏览一过，www.xinwenju.com完全可以就此写一篇文章，相反，若是仔细读过，倒难以下笔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据他说，浏览是一种掌握书的深刻性和充实性同时又不致淹没于细节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举的例子是大名鼎鼎的保尔·瓦莱里。瓦莱里没有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寻失去的时间》，或只是浏览这本书的一小部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1923年1月号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文章向他表示敬意。他坦率地承认很少读书，但是他的犬儒主义并未妨碍他指出普鲁斯特的特点：“他的著作的好处存在于片段之中。”他还指责阿纳托尔·法朗士，说他读书太多，是一个淹没于书籍之中的“无休止的读书人”，从而丧失了个人的独特性。对柏格森亦复如此，空洞的赞扬说明他根本没有好好读过柏格森的著作。瓦莱里反对把作家的生平与作品联系在一起，甚至反对把作品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学的构成不过是一些思想和观念，因此，作家也好，作品也好，都不过是他对文学提出“总体的观念”的一些借口而已。“过于仔细的阅读，且不说一切阅读，是对于目标的深入掌握的一种障碍。”(同上，第41页)
这导致了瓦莱里关于阅读的基本态度：我们很少能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地阅读一本书，更为经常的是浏览。浏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线的，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中间跳过几行或几个章节;一种是循环的，可以从书的任何地方开始，甚至可以从后往前读。精读还是浏览，很难判断高下：精读有深陷其中之虞，浏览则有综观全局之利。像瓦莱里这样的批评家，我们可以对他的评价表示怀疑，但我们不能对他的观点不予重视，而对于重要性来说，评价显然不能望观点之项背。
浏览是不读书的一种形式，但是它不也是读书的一种形式吗?所谓“一目十行”，非浏览而何?读与不读之间，果然有种种过渡的阶段需要分析。“浏览”可以支撑一场饭桌上的谈话，可是一篇学术文章呢?瓦莱里的随笔可以因浏览而作，可是一位学者探幽抉微的研究呢?
再次，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不读书而对书有某种多少准确的看法，那就是听或看别人讲或写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别人在文章中或在谈话中对我们讲或在他们之间讲的方式使我们对这些书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概念，甚至有一种有根有据的判断。”(同上，第44页)恩贝托·埃柯的小说《玫瑰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僧侣德·巴斯克维尔调查一桩离奇的命案，最后找出凶手。修道院的中心有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有无数的藏书，接二连三死去的僧侣都是因为想读到一本神秘的书。德·巴斯克维尔查明，书页上被人下了毒，想要读书的人因吮手指翻动书页中毒而死。这是一本什么书?原来这是一本未曾著录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之第二部，论述的是笑，即喜剧。笑是信仰的敌人，所以禁止僧侣阅读。
那么，德·巴斯克维尔怎样知道书的内容?一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已知的著作《诗学》推断，既然第一部说的是悲剧，那么第二部可能说的就是喜剧;二是僧侣们的谈话或猜测;三是根据这本书在图书馆的藏书中的地位，既它和其他的书之间的关系。《玫瑰的名字》证实，“我们所谈的书与‘实际存在’的书关系不大，常常是一些屏幕书。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所谈论的书是一些随时而定的替代品”。(同上，第52页)“屏幕书”是贝亚尔教授自创的一个词汇，模仿弗洛伊德的“屏幕回忆”，说的是一些想象的书像屏幕一样横在我们和实际存在的书之间。贝亚尔教授说：“这种屏幕书的性质在读者关于书知道或以为知道的东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相互交流的话语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书所持的话语实际上是关于其他的书的，如此至于无限。”(同上，第53页)看来，恩贝托·埃柯也是一个喜欢耳食之言的人。
第四，阅读活动离不开时间的因素，就是说，遗忘乃是阅读的组成部分：
“对于一本书来说，读到的只是其或大或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迟早要归于消失。”(同上，第55页)蒙田就是一个善忘的人，他想不起来他究竟读过还是没有读过某一本书，甚至对他自己写过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解决遗忘给他造成的不便，他有一个聪明的办法，即在书的后面写上注解或摘录内容。长此以往，他在评论别人的著作时还是忘了是否真的读过，今日的印象往往与当时的感觉迥异其趣，也就是说，他分不清谈的是别人的书还是他自己的书。贝亚尔教授正确地指出：“无论做注与否，甚至他真诚地相信记得很牢，他(蒙田——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