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保留了一些散乱的成分，像小岛一样浮现遗忘的大海中。”(同上，第60页)
在蒙田那里，阅读不仅与记忆的丧失有关，也与人格的分裂有关，它不断地产生分裂的人格，也因不能固定一个文本而刺激一个不能与自己一致的主体。因此，蒙田消弭了已读和未读之间的界限，一本已经读过的书立刻消失在一些没有读过的书当中。总之，“阅读不仅仅是了解，也是——也许尤其是——遗忘，因此，阅读乃是遭遇到对我们自己的遗忘。”(同上，第62页)遗忘之书可以是已经读过的书，也可以是没有读过的书，也就是说，已经读过的书和没有读过的书消失于遗忘之书当中，彼此沆瀣一气，浑然一体了。但是，对于已经读过的书的遗忘恐怕还不能等同于没有读过的书的遗忘，前者之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已化为血肉存在于躯体之中了。所谓梦中得句，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恐怕就是遗忘在梦中的复活吧。
对于一本书，未读、浏览、听说、遗忘，这是四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况，坦然面对，有勇气承认，当然很好，但是有人做不到，他要全身而退，或者更有甚者，他还要从中获益——也许这种人更多吧——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了。贝亚尔教授指出了“几种典型的场面，其中读者，或更确切地说，非读者，不得不谈论他没有读过的书，我希望，我的出于个人经验的思考可能对他们有某些用处”。(同上，第65页)我们且来看看他描绘了什么样的场面。
在社交生活中，有时候，为了颜面，我们被迫谈论没有读过的书，例如面对一群欣赏者。格林汉姆·格林的小说《第三个人》的主人公罗洛·马尔丹的遭遇，可称典型。马尔丹是一个作家，可是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作家，因为他只不过为了生计写一些通俗小说而已。他的笔名是布克·戴克斯特，不幸与另一个笔名为邦雅曼的作家同姓，更加不幸的是这位戴克斯特是乔伊斯一流的精英作家，误会由此而起。他被邀请参加读者见面会，来的都是邦雅曼的粉丝，他势必要评论邦雅曼的渊源及乔伊斯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人的作品，他不用说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果然，第一个问题就让他满头雾水，好在主持人替他圆了场。第二个问题更使他无所措手足，幸亏主持人提醒他谈谈意识流，可怜他连意识流是什么都不知道。第三个问题是哪个作家对他有最大的影响，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格瑞。”他想的自然是写通俗小说的格瑞，可是公众却说：“格瑞?哪个格瑞?闻所未闻。”他以为摆脱了危险境地，就回答说：“扎纳·格瑞，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格瑞。”公众中一阵窃笑。谈话就这样顺流而下，这是一场“聋子间的对话”，双方谈论的不是同一本书，直到马尔丹真的生气了，因为主持人否定了扎纳·格瑞的作家身份，刺痛了马尔丹的自尊心。一个没有读过扎纳·格瑞的作品的人，居然敢谈论扎纳·格瑞!于是，马尔丹走出了困境，他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回答了粉丝们的问题，例如，“您怎样定位詹姆斯·乔伊斯?”回答是：“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从来不在任何位置上定位一位作家。”即使对他所说的扎纳·格瑞，他也说对其拼法“拿不准”。回答是巧妙的，妙在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他可以说任何荒唐的话，他的任何话都被看作是玩笑，对话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进行。他说的话或被当作别出心裁，或被当作幽默，因为他已经被人放在权威的位置上了。贝亚尔教授说：“指出和研究权力的赌注，或更确切地说，分析人在谈论作品时所处的准确情况是一种事关我们对没有读过的书的思考的基本成分，因为只有这种分析才能使处于下风的马尔丹采取恰当的策略。”(同上，第73页)这种恰当的策略在于确定我们的“内在图书馆”，所谓内在图书馆，就是我们个人的、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些书籍，它“肯定包含某些确切的题目，但它尤其由一些被遗忘的书和想象的书的片段组成，通过它我们理解世界，像蒙田的内在图书馆一样”。(同上，第74页)正如贝亚尔教授所说：“私下里，我们从来也不谈论单独的一本书，我们通过某一确切的题目谈论一系列的书，每一本书都返回一种文化概念的总体，这一本书不过是这种文化的象征而已。在我们交流的每一时刻，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立起来的、放着我们的秘密的书的内在图书馆，与其他人的图书发生了关系，可能产生摩擦或冲突。”(同上，第74页)一切威胁到我们内在图书馆的书都深深地刺激着我们，我们会下意识地保卫我们内心深处的安宁。马尔丹可能走出了困境，但未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