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师，贝亚尔教授更为经常地是面对一些没有读过他讲的书的大学生，他们照样可以和他交流，甚至提出确切的或明智的观点，这是为什么?为了不使任何人难堪，他举出了非洲东部的蒂弗人为例。美国的人类学家劳拉·博哈南认为人类到处都是一样的，可以超越彼此文化的差异，于是她给他们带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剧本开始的时候，三个卫兵看见了老王的鬼魂，蒂弗人立刻表示反对：“那不是老王，那是巫师的征象。”贺拉修问老王怎样使国内平安，老王回答这是他儿子的事，蒂弗人说，不，国内的和平不是年轻人的事，而是首领和老年人的事，再说老王还有一个弟弟。使劳拉备感狼狈的是，蒂弗人关心的是老王和他的弟弟是否有同一个母亲。哈姆莱特的母亲在老王死后不久就结婚了，没有等丧期结束，哈姆莱特对此颇感悲哀，蒂弗人说，不必，两年的丧期太长，否则没有人耕地。劳拉尤感困惑的是，她无论怎样也解释不清楚什么是一个“幽灵”。当老王的幽灵和哈姆莱特说话的时候，蒂弗人大叫：“征象不能说话!”幽灵可以走，可以说话，人们可以看见，但不能触碰，蒂弗人则说：“死人不能走。”劳拉让了一步：“幽灵是死人的影子。”但是蒂弗人还是反对：“死人没有影子。”最后，蒂弗人出于礼貌，说：“大概在你的国家里，死人是可以走的，虽然没有魂。”显然，蒂弗人谈论的是一部想象的《哈姆莱特》，尽管劳拉·博哈南的《哈姆莱特》更加真实。贝亚尔教授称“这种集体的或个人的神话表述的总体”为“内在书”，“它横在读者与新的作品之间，它在不知不觉间造就着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这本想象的书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决定哪些成分要记住和怎样诠释，从而决定着新书的接受”(同上，第81页)。因此，蒂弗人听的不是《哈姆莱特》的故事，而是故事中符合他们关于家庭和死人的观念的部分。贝亚尔教授说：“正如他们解释他们的内在书一样，他们对莎士比亚的解释和我的学生在类似的情况下的解释一样，完全可以在了解作品之前开始，作品在内在书所形成的思考的范围内消失了。”(同上，第8283页)因此，内在书，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使人类的交流沟通变得困难。但是，他们的介入——无论距离原文多么远(但是距离近意味着什么?)——对于接触原文提供了一种独特性，如果他们读了原文，大概就不会有这种独特性了吧。
彼埃尔·贝亚尔先生是一位文学教授，他的同事很少有不写作的，他有很多机会评论他们写的东西，不幸的是，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批评家，他说的是不是由衷之言，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使用的一件最有利的武器就是“暧昧”。
彼埃尔·西尼亚克的侦探小说《费迪南·塞利纳》成了他的例证，书中的两个人物，小说《棕色的爪哇》的作者道山和伽斯蒂奈应邀在电视上出镜，道山是小说的作者，伽斯蒂奈是小说的出版人，后者设了一个陷阱，控制了道山，他因此成为小说的作者之一，并分得一半版税。伽斯蒂奈与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一个约定，谈话绝不涉及小说的细节，只谈作者。贝亚尔教授说：“实际上，西尼亚克的小说构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场景，伽斯蒂奈谈他没有写的书，而道山谈他写过却没有读过的书。”(同上，第89页)问题不是道山的小说怎样，而是道山并不知道他的小说已被另一部小说代替。原来道山的手稿不堪卒读，他住的旅馆的女主人主动提出要为他打字，暗中用另一个手稿覆盖了他的手稿。书出版以后，受到批评界一致好评，道山还被蒙在鼓里。他实际上成了一本他从未读过的小说的作者，他要被迫谈论他从未读过的一本书。伽斯蒂奈也不得不尽可能地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以免道山发现事实的真相。贝亚尔教授指出，这种情况是所有作家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他们意识到关于他们的作品的一些言论并不符合他们写过的东西。读者越是接近作品，作者就越是容易感到他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贝亚尔教授不客气地指出：“可以说，越是爱一位作家，谈论他的书而伤害他的机会就越大。”(同上，第93页)对一位作家，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书，最好是只说书写得好而不进入细节，因为他只想听恭维的话，而不在乎书的概述或有根有据的评论。贝亚尔教授是圈子里的人，他说的大概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