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向日葵昂头向着阳光开放，太阳转至西方，它也随而转向西方，它始终面向阳光的温暖。但是，在晚上，它便收拢自己，隐匿自身的颜色，等待新的日出。”朋霍费尔采取他自己特殊的方式来“等待”新光的再度降临——他向黑暗猛扑过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朋霍费尔也没有为自己当初归国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他在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从不为自己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作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在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路程，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他没有恐惧之心，只有感激之情;他没有懊悔之意，只有喜悦之感。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破晓，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向巴伐利亚森林边缘的刑场。正如耶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走向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奔赴十字架的道路;朋霍费尔在临行前的那一刻，并没有对死亡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像平时一样温和地对着刽子手微笑。
朋霍费尔给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
这名年轻的学者在狱中写下了一批书信和零散的札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学者”或者“作家”来看待，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文字能够在身后得以整理并发表。
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薄薄的一本《狱中书简》。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方向。
我无数次地阅读《狱中书简》。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忧伤的时候，当我怨恨的时候，当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我遭到误会的时候，当我遇到困苦的时候，《狱中书简》都是一剂让心灵重归宁静的良药。在朋霍费尔所遭受和承担的考验、羞辱和折磨面前，我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又算的了什么呢?我经历的一切像尘土一样微渺、像鸿毛一样轻飘。我经历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
在这些没有经过谋篇布局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隐秘细节，他的生活已经惊人地融汇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之中。他与所有的受难者同在。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在给父母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从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觉，属于人类更美好更珍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他的心态是如此平和与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认为自己仅仅在从事一件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理应如此”的事情。
在信中，朋霍费尔继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团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没有被灾难所征服，他以自己的坚贞反证了敌人的虚弱，他以自己的喜悦烛照出敌人的丑陋。他也没有对未来流露出一丁点的失望。他向死而生，朴实无华、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是他生命的延伸和发展。他更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强调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在“分担上帝的苦弱”。
就在被杀害之前三个月，朋霍费尔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外边“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我”存在于“我们”之中。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说：“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用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并在扉页引用了这段话。与海明威一样，朋霍费尔也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渴望自由的每一次被压制，人权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我们被连结在人类之中，分享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邪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