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倍受折磨和凌辱的牢狱生活中，朋霍费尔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并无比平静地面对死神的到来。他的文字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因为他的心灵也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
在另一封短信中，他请求父母给他送去“火柴、面巾和毛巾”，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这是最打动我内心的细节——这位圣徒，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他跟我们一样呼吸和饮食。他的软弱之处，恰好是他的刚强之处。他的腼腆之处，恰恰是他的高尚之处。
朋霍费尔的一位难友、英国军官佩恩·白斯特，是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他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是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很明显，朋霍费尔自觉地分担着“上帝的苦弱”，在狭小的囚室中体验着天堂。他将爱传递给身边的难友，他在把面包分给难友的同时，也分给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感情;他在把衣物赠送给难友的同时，也将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送抵他们的心灵深处。吕斯布鲁克说：“爱并不是默然无声，它永不停息地呼喊——时刻准备去爱。”朋霍费尔的呼喊穿透了监狱厚厚的墙壁，也穿透了时间漆黑的隧道。
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三节)
朋霍费尔的写作，与荣誉、与金钱、与名声毫无关系。他不是职业作家，却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朋霍费尔的生命，就像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暴风雨终将过去，而这棵芦苇却依然扎根在沙漠中。芦苇的存在证明了沙漠的无能，也启示着甘泉的降临。
朋霍费尔的写作和生命，都沐浴在爱中——无论花香常漫还是荆棘丛生，他都没有放弃爱，他都一如既往地在颂扬着爱。
朋霍费尔以他的生命、死亡和写作告诉我们一个存在于当代世界的见证：只要有爱，人就可以战胜那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邪恶。
三
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
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哀伤的眼泪。
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所著的《活着就是爱》一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就赶到书店买了好多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结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宿舍，送给同屋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他说，也正准备要送我一本。我们不由地会心一笑。
这本小书收入了特蕾莎修女的部分谈话、祈祷、默想和书信。与《狱中书简》一样，它也不是一本系统和完整的著作;对于特蕾莎修女圣洁的一生来说，这些文字仅仅是飞鸿雪泥——她从来就没有为“立言”的目的而写作。但是，这些文字比那些学者的宏篇巨著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从她的家乡——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遥远的印度，来到被尼赫鲁哀叹为“恶梦之城”的加尔各达。
本来，这是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特蕾莎修女的足迹却将它们联结起来。
那一年，她刚好十八岁，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纪。
从此以后，她为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虽然从事教育工作也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是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身于印度上层社会的女子，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更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