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雄伟庄严，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工人阶级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商讨国际大事。大会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应以争取群众为主要任务，发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列宁是大会的名誉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讲话时站起身来，身体微微前倾，声音铿锵有力，情绪高亢激昂——“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否则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置身于如此庄严的会场，亲眼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学员们无比激动，也无比自豪。大会闭幕时，全场响起国际歌，学员们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之门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后，学员们被安排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校坐落于莫斯科马拉甫洛夫大街，是一幢四层的楼房，校内分国际部(A字部)和国内部(B字部)，国际部设有中国班、波斯班、朝鲜班、日本班、内蒙班和外蒙班等，国内部设哈萨克班、乌兹别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林作为荷属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应该为那些来自远东的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正确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苏维埃俄国应该为东方革命者接受理论教育创造条件，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生气勃勃的成员。”马林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
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办学宗旨是为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从而促进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
1921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斯大林亲任名誉校长，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布罗伊多任第一任校长。
东方大学成立的第一年便招收了622名学生，分别来自44个民族，也有来自芬兰和法国的少数西方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共36人，罗亦农任首期中国班班长。
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刚入学时，每个学员都获得了一个俄国名字，刘少奇叫达尔斯基，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学员们叫着彼此的俄文名字，喜笑颜开，觉得非常有意思。
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很丰富，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俄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等等。政治理论课上，学员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课程。
学生们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们跑步来到广场列队操练，然后用冷水洗漱，早餐是黑面包，量极少，根本吃不饱。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星期天还要做工。
初到莫斯科，学员们普遍年龄小，没有革命实践，只有一股革命热情和寻求救国办法的愿望。他们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很新奇，所以学校里安排什么，他们就学什么，总想多学一点，将来回国后好用得上。一开始他们的俄文水平还很低，俄国老师讲的课听不懂。学校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特意请了瞿秋白和李宗武给他们翻译。瞿秋白和李宗武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第三国际的，后被东方大学聘请担任助教和翻译。瞿秋白英俊潇洒，知识渊博，备课认真，循循善诱，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东方大学任课时间不长，1922年底应陈独秀之请回国工作。
此时的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度缺乏，饥荒现象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东方大学的教授领到的工作报酬是每周一次发放的少量面包。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领到的生活必需品略微多些。东方大学的外国学员享受红军士兵的待遇，每人每天只供应一块像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要饿肚子。午餐时会有一个土豆和海草煮成的汤，加几颗咸鱼丁，舀到每个人碗里基本上是清汤。小伙子们经常饿得眼冒金星，连爬到四楼教室的力气都没有。学员们穿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献的，很重，很大，没有码数可以选择，穿在脚上大一截子，鞋尖高高翘起，既不美观，走路也不方便。衣服也是欧洲工人捐的。冬天的时候，学员们统一着装，里面一件很薄的麻布衣服，外面一件军大衣，腰上系一条皮带，头上戴一顶尖尖的帽子，帽子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虽然还是觉得很冷，但看起来很精神。屋子里没有暖气，学员们在房间里烧一点木柴烤火，睡觉时一个挨一个，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