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评论将要提到的两位学者，我在以往的评论当中也曾分别引述过他们的观点。这两位学者，一位是台湾大学教授林耀福先生，一位是苏州大学教授鲁枢元先生。两位先生的研究领域均与环境和生态美学有关。
前段时间，有关方面为鲁枢元教授组织了一场在线的演讲，主题是“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据网络媒体报道，鲁枢元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对乌托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介绍了柏拉图、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对乌托邦的看法，然后揭示了乌托邦概念的演变。他认为“乌托邦(utopia)”，曾经是一个褒义词，像是一片漂浮在空中的福地乐土，象征着人们美好的愿望。然而，当这片五彩云霞落实到地面上之后，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反倒成了一片污泥浊水。乌托邦作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设计的社会蓝图，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用主义为准则，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手段，以无限度地增长物质财富为目的，如今在巨大的生态灾难面前，不得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乌托邦是失败的了。不过，在鲁枢元教授看来这类乌托邦只是“西方乌托邦”，而被中国学者梁启超和朱光潜等视作“东方乌托邦”的桃花源则大不相同。“桃花源”中描绘的是一幅原始农业社会的日常情景：星转斗移，春华秋实，人们尊重自然、顺遂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设官府，不交赋税，生活简朴，邻里和谐，男女老少怡然自乐，过着平静、愉悦的生活。“桃花源”作为乌托邦，从空间上说，隐藏于人世之外，“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从时间上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全都虚无缥缈，比乌托邦还要乌托邦!鲁枢元教授认为，西方乌托邦是物质的、务实的、理性的、豪华版的、工业型的;东方乌托邦是精神的、虚幻的、诗性的、朴素版的、农业型的。西方型的乌托邦是向前看的，进取的，指引人们走向未来的;东方型的乌托邦是向后看的，退隐的，诱导人们回归过往的。莫尔、培根的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也已经实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至今没有实现，似乎永远也不能实现!柏拉图、莫尔、培根、魏特林们的乌托邦不断“进步”的结果，终于在人间落到实处，甚至超额完成任务。然而，美梦却变成噩梦。陶渊明的乌托邦，一再呼喊“归去来兮”!呼喊了一千多年，始终不能落到实处，仍然虚悬在诗歌中、梦境中、想象中，美梦却依然还是美梦!
林耀福教授则在鲁枢元教授讲座之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鲁枢元教授所讲的以人为中心而设计，急功近利并且导致今天崩毁局面的西方乌托邦，与其个人对乌托邦的理解不太一样。因为从鲁枢元教授的演讲内容可以判断，鲁枢元教授可能把乌托邦等同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了。林耀福教授说，几年前他曾写过一篇名为《历史从未终结：论生态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稿子，除了讨论到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外，也分析了《桃花源记并诗》。其实，西方也有许多很“东方”的乌托邦公社，远的不说，在美国就有不少。比如，新英格兰的震颤派(Shakers)社区，崇尚简单，自给自足，自己种地，放牧，做手工，做家具很出名;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Amish)社区，坚持保留18世纪“原始而朴素”的生活模式，他们拒绝现代科技(包括电灯、汽车、互联网)，今天仍在使用马和马车,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被称为生活在美国的桃花源人。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反映的正是当时的乌托邦热，霍桑也曾成为超验主义者并加入著名的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另外，著名乡村作家温德尔·拜瑞( Wendell Berry)是南方人，继承的是美国南方的农业传统，即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任期间保护农业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这种重农主义或农业主义(agrarianism)的政治诉求表现为文学话语，进而形成著名的批评流派——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政治理想。林耀福教授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视为北方的工业文明(the machine) 和南方的农业文明(the garden) 的战争。所以美国早期也是 “以农立国” 的，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 Michel-Guillaume-Saint-Jean de)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以及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散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里的 “小国寡民”设计，都是证明。林耀福教授说，总而言之，十九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乱世里，乌托邦文学尤其流行，单是美国就有百十种。因此，乌托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从群体的到个体的，各种各样，而且西方的研究比我们也丰富得多，不能以简单的人本中心设计和安贫乐道或前瞻后顾来划分。
就如上讨论可以看出，林先生是不同意鲁先生关于乌托邦的看法的。在我看来，这是学术界难得的好现象。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中往往是相互点赞甚至相互吹捧，而淡忘了那种珍贵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与鲁先生、林先生虽然都是只有不同场合的一面之交，但经常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也经常在微信群里看林先生发表的高见，有时也参与讨论，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均非常赏识和钦佩。我感觉林先生是那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上既有中国传统中的亲和与包容品质，又不失西方知识分子所秉承的激烈批判精神，我深信鲁先生同样也是宽厚祥慈又有社会担当和使命责任感的学者，应该是非常欢迎来自学界的不同意见的，只是受限于各种条件未能展开讨论或辩论……这倒让我想起另一位生态美学家、我的老师曾繁仁先生和我之间的一件事。
2003年前后，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刚刚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晓和了解，作为首倡生态美学研究的先驱学者，曾繁仁老师提出要摒弃主客二分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而主张一种生态中心论。那些年曾老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的重要学术职务，常常来京参加项目评审和学术会议，我们见面也很频繁，用他的话说就是“感觉你还没离开山东大学”“与你见面的次数甚至比在山大的学生还要多”。因为了解曾老师近些年致力于生态美学研究，所以2003年9月我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回来时，还专门带了一本新版的阿恩·内斯(Arne Naess)关于“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书送给他。见面，当然会谈到曾老师深耕的学术领域，也就会交流到他提出的生态中心论主张。我当时稍稍提了一句不同看法：人类中心主义固然不好，但解构一个中心，再建构一个中心是不是也不好?曾老师马上回应道：你讲得也有一定道理，当前的后现代哲学也倡导“去中心”。曾老师还建议我在随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整理下思路对其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以利于展开学术讨论。在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在那次会议上这样做了，当时曾老师坐在台下听，旁边就有人跟他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批评起老师来了?曾老师笑着答道“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是我鼓励他这样做的”……就这件事情，曾老师后来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政协报》上。
因为上面说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所以就让我又想起当年有关“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次讨论会。那是20年前的2002年，“全球化”概念在中国还相当新鲜，在英国课堂上已是热门话题，市面书店里能看到各种有关“全球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ldization)的书籍。在一次讨论会上，人文与历史学系系主任马丁·斯特林格(Martin Stringer)教授认为，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虽无能为力，但对文化“全球化”是一定要反对的，因为文化的“全球化”势必抹杀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会让文化变得千篇一律、一种面孔，他甚至主张组织一个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学者联盟。作为学生，我当时提出了一种看法：如果文化“全球化”是目前大家普遍认为的“美国化”或“欧洲化”等“单一化”现象，即一种文化“改变”“同化”或“化掉”另一种文化，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提倡一种重新理解“全球化”的角度，即用全球的视野、全局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多元、文化多样，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来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呢?也就是说，我们建构并引导一种积极的乐观的而非破坏性悲剧性的“全球化”，是不是可能呢?在我表达了这种观点之后，除了一位名叫加尔吉·巴塔查里亚(Gargi Bhattacharyya)的印度裔女教师表示赞同我的提议外，其他与会者都和斯特林格教授一样，认为我过于乐观和理想化，因为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在先前的思想浪潮中已形成基本共识。
然而，我并未放弃这一理解或重建“全球化”的思路。在我看来，一方面对任何学术的理解都可以因人而异，都可以是多元的、多维的、多样的;另一方面哪怕是既有的共识也不是不能挑战，更何况伯明翰大学前有因挑战精英传统而大名鼎鼎的伯明翰学派，后有因主张宗教多元而蜚声中外的约翰·希克(John Hick)先生。除此之外，在这所大学的哲学与宗教学研究中心，还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印度裔诠释学学者R. S. 苏吉萨拉迦(R. S. Sugirtharajah)教授，而诠释学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细说或者诠译“社会文本”。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包罗万象，全球各种文化共同生存，共同繁荣，不是谁化掉谁的多元化本身不也是一种“全球化”吗?
随后一周的讨论会是约翰·希克先生刚毕业的博士戴维·奇塔姆(David Cheetham)主持。我们不少学生学者都是奔着希克而选择伯明翰大学的，他那时已荣休不再上课，所以戴维·奇塔姆的讨论会我们都是要竞相参加的。这次讨论的主题不是“全球化”而是宗教对话，两个都是热门话题，特别是在“9·11”之后。显然，宗教对话也必然涉及“全球化”。于是，在加尔吉·巴塔查里亚的鼓励之下，我在讨论会上再次表达了上述对“全球化”话题的看法，并引述希克先生宗教多元、“上帝有很多名字”以及“信仰的彩虹”等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随后就是大家对我的看法的提问和点评，这基本是国外高校讨论会的常规形式——大家分别平等表达看法，其他人提问和点评。主持人主要是引导讨论、对话和掌控时间，以便每人都有均衡的表达机会。当然，主持人也可以提问和发表看法。提问常常是非常尖刻的，讨论也常常是唇枪舌剑、面红耳赤的。这次围绕我对“全球化”观点的讨论，我已记不清与会同学和老师具体都讲了些什么，但有一个总体印象是赞成者仍寥寥无几，而且作为主持人的戴维·奇塔姆老师未就我的发言表示任何看法。然而，令人惊喜的是，两周后约翰·希克先生出现在奇塔姆博士主持的常规讨论会上，而且希克先生专门谈了他本人对“全球化”的看法。从他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奇塔姆老师上次会后与希克先生沟通或反映过我们讨论的话题和内容，引起了希克先生的极大兴趣;而且，与他一生致力构建的多元观相吻合，他非常赞成对“全球化”作多元理解。
关于乌托邦的话题肯定一时谈不尽，上期评论谈到的元宇宙也与乌托邦有关，篇幅所限只好打住。总之，在学术交流和文化交往方面，我非常赞同并尽力倡导一种通过对话和讨论的方式，构建起多元融合的价值观念，而且希望它不会成为一种学术上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