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学者陈子善先生曾说：“美国人认林语堂，英国人认熊式一、蒋彝，法国人认盛成。”在这四人中，盛成最富传奇色彩。盛成，是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国际著名学者，1899年生于江苏仪征，1996年逝于北京。1979年，盛成从海外归国后到北京语言学院任法语一级教授。1985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代表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此最高的荣誉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抗日战争作出的特殊贡献。
汉学家庭
盛成出身汉学家庭。母亲郭氏，是清末“太谷学派”张积中的后人，父亲盛达泰育有三子，盛成排行第二，原名盛延禧，从小深受汉学世家学术思想的熏陶。1920年代在巴黎时，盛成曾给法国汉学教授韦锡爱(Arnold Jaques Vissière, 1858～1930)和时任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法国前总理班乐卫(Paul Painlevé, 1863～1933)谈起过他的汉学家庭，他说“阮相国(阮元)是舍亲……家母的曾祖母，就是相国的堂妹”，阮元是清朝中期的官员，是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当时仪征学派的代表和领袖人物。盛成所说的“我们汉学家庭，有十六个字真传——平实精详，实事求是，卑勿高论，通经致用”，即是阮元提出来的。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深受仪征学派影响，周太谷有两个弟子，分别是张积中和李晴峰，此二人是太谷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刘鹗24岁时拜李晴峰为师，成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其书《老残游记》亦由此被人称为“太谷学派的传道书”。盛成说，他母亲的父亲郭守曾，其原配李氏是李晴峰之弟李光橁之女，是李光橁和妻子张氏的长女，而张氏系张积中的妹妹。如此复杂的姻亲关系网，构成了盛成的汉学家学渊源。盛成说，“汉学之精神，即在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不厌详举;此与科学相同。西汉与东汉之分，不在今文与古文，而在一个平字……平，即卑无高论。……西汉治学之精神，在平易;治国之精神，亦在平易近民”。一席话，令韦锡爱惊愕赞叹不已，说出自己治学多年仍是门外汉的话来，他说：“我们都以为汉学，就是考据学，宋学才是讲理学的。今天遇到您这汉学家庭的后裔，说出西汉的精神哲学，也就是科学哲学，真是无法表示我的欣慰!”晚年在北京，盛成融会中西学术思想，发挥太谷学派的治学精神，提出“强有活力，全盘协调，通体致用，和平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寄语生活于“高科技、高难度、高速度、高智力”时代的中国人，传承与发扬我们古老文化的精华，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正因此，盛成也被今人誉为“太谷学派”最后一位代表。
“辛亥三童子”
1910年，盛延禧转到南京汇文书院读书，汇文书院是美国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办学目的是“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一席之地”，是南京金陵学院的前身。在汇文学院读书期间，他经韩恢(同盟会会员，1887-1922)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更名盛成，寓“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之意，与他的哥哥盛延祺(又名延年，字白沙，1894-1923)成了革命同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血战南京。盛成利用孩子身份，往来于城里城外，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南京光复后，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中山先生嘱咐他：“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1912年，盛成入南京铁路学校学习，同时拜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习佛学和儒学。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攻读法文，结识徐悲鸿，常与其一起业余时间向黄宗仰学习佛学，并拜章太炎为师，定期听这位学问家和革命家讲《庄子》。1917年，盛成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工人，结识周恩来等人，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救国，认为“中国一切不科学，不民主;必须鼓吹‘德谟克拉西’，提倡‘赛因斯’，始能救亡图存”。1919年，盛成在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资助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立志“研习科学，来救中国”。
科学救国
1920年1月，盛成经伦敦抵达巴黎，进入巴尔扎克的母校旺多姆中学进修法语兼修数学。10月，盛成进入蒙白利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蚕桑，开启了学习科学救国之路。没想到第一堂课，老师就要他们“将过去的科学，即一加一等于二的老科学，丢在教室的外面”，然后才来学“二十世纪的真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这在盛成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闻所未闻”。1922年2月，盛成转入意大利巴都大学学习，有机会亲耳聆听了前来演讲的爱因斯坦的雄辩：“旧的科学，旧的科学方法，是旧了;落伍了!我们须要新科学，与新的科学方法。” 爱因斯坦的思想让盛成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反复思考科学新旧之分，认识到“旧科学，是因果法则的科学……旧科学方法，是因果律的应用方法……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如有例外的异论……那是科学的异端学说”，而新科学，则有更开阔的视野，例如对于因果关系，要意识到事物是“相关的，相依的，而不是相同的”，要在诸多“空间的差别”与“时间的差别”中把握事物，恰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盛成记起了托尔斯泰的《真科学与假科学》，在托尔斯泰看来，真正的科学，教人类以正当生活的方法，它所以存在，即在阐明真理，而假科学却足以荧惑人类的思想，成为万恶之源。盛成赴法学习蚕桑，他的师长们殷殷期盼盛成复兴中国蚕桑之梦的破碎，证明了假科学大行其道，假科学赶走真科学的诡异之事的存在。真假科学的理论，后来帮助盛成理解了复兴中国蚕桑失败的事实，也使盛成关注到了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再次沟通之道，坚定了他“天下殊途而同归”文化信念。
殊途同归
1923年，盛成从意大利回到了法国后，进入蒙白利大学，专习细胞学、育种学，四年后获得该校高等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短暂充任母校蚕桑科实习主任。1928年，盛成获聘巴黎大学，主讲比较桑蚕学和中国科学课程。3月6日，盛成中国科学课程第一讲，在讲台下坐着慕名而来的法国文坛领袖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中国学院院长班乐卫和一群名流学者，其中还有一名普通的中国学生巴金，听众极多，后来者只好倚墙而立。盛成在此次课堂上，给大家讲中国的《易经》，提出“《易经》实为万物万事科学之祖先”，并用科学的方法演《易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听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中，盛成反复讲了这样一条朴素的真理“天下殊途而同归”，他说东西方科学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但是结果确实一致的。其实，早在读书期间，盛成已然逐渐意识到了东西方文明的相通之处，这次汇通中西科学的演讲，无疑是他多年来认真地思索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结晶。
1928年6月，盛成法文版的《我的母亲》出版，这部作品是他计划中的“归一集”的第一卷。所谓“归一”，是指人道的归一及人类的归一，亦即“人类一体，地球一村，万象归一”。在盛成的计划中，“归一集”共五卷，《我的母亲与我》《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东方与西方》《归一与合体》为其余四卷，可惜后两卷并未成书。出版之前，盛成拿着《我的母亲》手稿去拜访瓦雷里，瓦雷里读后，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引言，他在序言中说：“拿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的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谊，如何使人不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呢?”此时，瓦雷里丧母不久，盛成在作品中对母亲的描写，深深触动了他对母亲的眷恋与思念之情，他说“听她(盛母)说话，真是一件快事”，我们可以想见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对他自己母亲的思念之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瓦雷里极认同盛成的“归一”理念，他说“这里同那里一样，同归而殊途，欧西与亚东相同，时时受过去的影响，也时时受未来的激击”。有了瓦雷里的介绍信，盛成的书找到了出版社，有了瓦雷里充满诗意与深情的引言，《我的母亲》一夜之间轰动了法国文坛。从此，盛成开始了他游走中法之间的人生序幕，成为那个时代连接中法文化的纽带桥梁。
1929年初，盛成先后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演讲，“讲家庭、讲中国、讲文化”，讲“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哲学之道。4月14日晚，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邀请法国社会名流和读过盛成《我的母亲》的文化人为盛成举行饯别酒会。会上，纪德说：“世界文学必定产生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一定产生于地方文学。地方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根源;民族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根源。盛成的《我的母亲》，就是地方文学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必不可少的佳作。”德国大作家歌德受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的启发，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中国人的想法、行为和感觉都几乎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和他们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做的比我们更清楚、纯洁和高雅”，“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纪德则有感于盛成《我的母亲》在法国文坛产生的巨大影响， 提出了“世界文学必定产生于民族文学”著名论断。中国当代学者黄子平在听钱理群谈起这段悠悠往事时，更是提出了“沟通东西方文明，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这也许就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任务、总趋势……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之间用文学来进行的一种对话，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就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的重要论断。同样是因为《我的母亲》在法国的影响，法国《埃及妇女》杂志开始关注盛成，1928到1932年四年间，通过《埃及妇女》(L’Égyptienne)的推介，盛成可谓成了“埃及和法国妇女之友”，极受妇女界的欢迎。4月15日，盛成告别巴黎，开启他的东方旅行与归国之路，他的第一站即是埃及。
“游击教授”
1930年10月10日，盛成经埃及、印度回到中国上海。31岁的盛成是“载誉而归”。上海文化界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召开欢迎会，蔡元培主持会议，杨杏佛、林语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等上百名文化名流出席了欢迎会。1931年，盛成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法文系任教，教授“法文诗与法文小说”“法国文学史”等课程。1932年1月日本军队突然袭击上海，盛成立志南下从军，在恩师欧阳竟无的引荐下任19路军政治部主任，负责管理三个义勇军。19路军撤出上海后，盛成回到北平，除了在北大、清华等学校兼职教法文外，主要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教昆虫学。1933年1月，盛成结识了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女士，旋即成婚，郑坚是齐白石的徒弟，白石先生做了两人的证婚人。不幸的是，郑坚于1938年4月去世。盛成是在前线劳军的时候得到妻子去世的消息的，身心受到很大打击，辗转了战时的大半个中国，终于将孩子们接到身边。因为考虑到要教育子女，经孙伏园等人介绍，盛成认识了学幼稚教育的李静宜，两人结婚重新组建了家庭。在后来辗转漂泊的时光里，李静宜一直陪伴盛成左右。1934年11月，盛成奉命赴欧洲暗查故宫盗宝案，到访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丹麦、挪威、德国等欧洲诸国。1935年5月，盛成回国之后，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加入国民党，业余时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习汉学。在此期间，盛成加入了中国文艺社和中苏文化协会，时值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应苏联方面要求，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纪念专集，盛成从法语转译了普希金叙事长诗《无国游民曲》(又名《茨冈》)，收入1937年初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中。1936年2月，盛成举家迁居上海，到中华书局任编辑，业余从事写作和翻译。这期间，他还出版了《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933)、《意国留踪记》(1937)，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村教士》(1940)等，并将《我的母亲》进行了再创作，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8月14日，胡愈之、盛成、王炳南发起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会隶属救亡协会，盛成出任该协会的总干事，负责与国外媒体合作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2月，上海战事紧张，盛成等人被迫后撤来到武汉，和冯玉祥、老舍、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邵力子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用笔杆子抗战”，盛成和老舍一起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两人起草协会章程，组织召开成立大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鼓励作家下乡入伍、深入现实斗争，慰劳各地战场，忙得不可开交。在文协成立大会当天的午宴上，盛成代表协会朗读了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获得老舍盛赞“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的满堂彩”。台儿庄大捷后，盛成和郁达夫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将士，四处奔走辛劳之余，“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到前线采访、编写完成一部书稿”，亦即是《盛成台儿庄纪事》。这部包含徐州慰劳报告、台儿庄血战记和前线通讯三部分内容的手稿当时并未刊行，它随作者辗转漂泊世界各地70余年，几经风险，最终于2007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付梓，此时距离盛成先生去世已经10年有余。前线劳军之余，盛成还不忘国际宣传委员会职责，机缘巧合之下，帮助美国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将军抵达台儿庄抗日前线，并协助史迪威撰写了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向美国国内介绍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战绩，坚定了各方人士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
武汉失陷后，盛成辗转来到了广西。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校长马君武仿照北大教授治校模式办学，聘请盛成为文法学院教授。盛成在广西大学身兼文史地专修科和政治系两职，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孔孟荀哲学、唐宋诗词等课程。教书之余，盛成写了大量的国际政论和时事评论文章，据盛成自己回忆，“我写了《德苏必战论》和《美日必战论》两篇文章。写第一篇文章时，德苏正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即爆发战争。第二篇文章发表不过一星期，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影响，大家把我当成了预言家”。这些政论与国际时论，纵论国际时局，给国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国际风云、了解战争的天窗，展现了盛成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才华。1943年，盛成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当时中山大学正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随时转移，随时教学，是所经费苦难的“游击大学”，盛成为学校经费问题四处奔走，穿行于敌占区与游击区之间，曾在美军飞机的帮助下由湖南到昆明，由昆明到重庆，历尽艰辛，一度被风传因“打游击被日本人打死了”，由此，盛成被老朋友老舍称作“游击教授”。在重庆，盛成曾短暂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书，抗战胜利后，盛成到长春参与接收长春大学和专门研究北极的“北极院”事宜，在北京参与接收伪北京大学事宜。1946年秋，盛成接受了兰州大学的聘请，来到了大西北。
任教台湾
1947年，国民党教育部派一批知名学者、“师资尖子”到台湾任教，盛成受教育部聘任到台湾大学。盛成在台湾大学法商学院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孔孟荀哲学，同时做高山族语言研究。盛成之所以对高山族语言感兴趣，可追溯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99～1978)那里，盛成在台湾时偶尔读到高本汉《汉语词类》(Word Families in Chinese，张世禄译，1937年版)的中文版，其中有一句话说“中国的文字有许多有疑问的地方，非将来研究南亚和南岛语言的人不能解决”，这句话启发了盛成进行高山族语言和马来语研究，讨论汉藏语系与南岛语系的关系。盛成后来回忆说，他在台湾大学的研究室里，“有关南太平洋、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材料十分齐备。这些材料对我的下半生影响极大”，这应是指对其汉语与马来语的研究而言。盛成的语言研究，后来还得到了高本汉的首肯与指点。1956年，因“思想问题”台湾大学解聘盛成，国民党当局对其做出“公私学校，永不录用”的决定。盛成只好先是去私立学校如台北文化学院、台中中国医学院、淡江学院、台湾语言研究所兼职，后来应梅贻琦的邀请又先后到“世界名著编译委员会”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直至1965年8月离开台湾。
蛰居台岛18年，盛成在授课之余，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之中，在唐代美术、法国文学、中西比较诗学、中法文学交流，尤其是台湾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论及唐代美术时，提出唐代美术以音乐为主，盛成在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拈出“浏漓顿挫”一词来概括唐代文艺之特征和唐代美术独出冠时之蔚跂，在讨论唐代诗人温庭筠时，他认为“飞卿无谣言媟语，青楼薄幸之句，昆仲争风之事，马蒐浅近之诗，生硬粗鄙之词。真乃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而其风骨胜于义山牧之，实出于元白之上”云云，均可见其慧眼独具、见解非常。在台湾文化研究领域，盛成重点开展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南明文人，1612～1688)研究，撰有《荷兰据台时代之沈光文》《沈光文之家学与师传》等宏文，对明末清初来台的知名大儒沈光文的生平进行了大量考据，指出沈光文不但是始终坚守明朝遗民志节的忠贞之士，还是开创台湾诗教的历史第一人。在盛成看来，“诗教，乃王化之中心，而霸道无法与之抗衡”，认为“诗教盛于礼教，故光复以前，日人无法根绝诗教，亦如满清然。光复以后，诗坛再兴，大陆与台湾政治之关系复活”，盛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沈光文，沈光文及其诗教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谓至大至善。盛成对沈光文的研究对后世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给盛成一份列入世界名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书单，内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盛成选择将《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并于1964年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出版。盛成之所以选择翻译《老残游记》，是因为他与作者刘鹗有一层特殊因缘：刘鹗是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其师李晴峰与盛成母亲的家族有亲戚关系，盛成幼年亦受太谷学派教化。盛成在法译《老残游记》序言中说：“达成人类的大同，无法缺少宽容，也少不了简朴，也少不了宽大，也少不了深奥，更少不了不受成见所束缚的圆活，少不了味道，以及少不了机智。作者(刘鹗)主要思想，为初期儒家，原始孔教。他在书中，虔诚而热烈地叙述。唯一的孔子，宽容一切的异端学说，以形成人类的仁，即人道。孔子的开明，不但光照出人世的大同，还要启示着宇宙诸神的和合。”《老残游记》被称为“太谷学派的传道书”，盛成选译此书，自然有阐扬汉学精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参与并促成世界文学的生成与“人类大同”的达成之意。1965年5月，盛成在某次聚会上遇见蒋经国，盛成提出想去美国的长女盛碧西处探亲，“他点头同意了”。盛成抓住机会于8月1日低调飞赴美国，从此离开台湾。
重返巴黎
盛成赴美之前，曾受哈佛大学禅宗研究学者瑞迟的委托，撰写《中国现代名人传》(Man of Modern China)之《欧阳竟无传》，到美国后他在女儿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昔年老师的传记写作。传记完成之后，盛成曾短暂访问哈佛大学，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洪业家中，朝夕晤谈。1966年2月，盛成离美赴欧，从此开启了他在美欧之间来往穿梭的游历生涯。3月间，盛成周游德国、瑞典、荷兰、比利时等国之后，再次来到了巴黎，他雄心勃勃，意图东山再起。盛成去拜访瓦雷里的遗孀，她谈起了30多年前瓦雷里、纪德与盛成相交往的故事，尔后直截了当地告诉盛成：“你的法语不行了，落伍了。” 盛成当即决定离开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希望在这里重新“回炉法语”。盛成说，“所有的外语在二战之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决心放下一切虚荣，一切从头开始”。“我到处跑，到处听，看报看杂志。有时一天要记100个以上的生词。我用作诗的方式联词造句，并到处游览，以南部古建筑为依据，重新构造我的诗和文章。莱茵河、地中海、南部的阳光、古建筑的立体感，是我第二次冲击法语文学的重要背景”。之所以要去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是因为二战后法国南部因为地理位置凸显优势，使得它开始在各方面与巴黎成分庭抗礼之势，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文化活跃，法国以及欧洲的文学界、艺术界名流云集在这里，使得这个城市一度成为世界文艺交流中心。
1968年4月，盛成回到巴黎，第二天就又去拜访瓦雷里夫人，并写了一首诗给她看，终于得到她的首肯，“你的法语又可以了”。不久，盛成到法国国际针灸学院任教，给学生讲授《易经》和中国文化。5月，盛成以近70岁高龄参加了巴黎“五月风暴”，他同法国的大学生、中学生站在一起，要求教育改革、个性解放与文化革新。在这场风暴中，与学生站在一起的还有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拉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1901～1981)等人。1971年，法国电视台翻译引进了美国电影《大地》(The Good Earth)(1937)，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小说于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从小跟从作为来华传教士的父母在中国长大，小说以清末民初的安徽南部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法国电视台在电影播出时邀请盛成参与讨论这部电影，“盛成用崭新的法语流利地讲了45分钟”，给法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重新开始了他的法文创作。1975年，法国巴黎文化电台邀请盛成作特约广播，每天半个小时，获得广泛赞誉，后来在节目中访问盛成的鱼得乐(Udelot)把节目录音送到法国作协发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早在1927年，盛成曾经加入过布洛东、阿拉贡等诗人、作家组织的巴黎“达达主义”流派，那时正值欧洲思潮动荡时期，这场运动的诞生是对野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抗议。达达主义者们认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一种僵化、呆板的压抑性力量，正是这种价值观催生了世界大战，他们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用诗歌与艺术批判、破坏旧有秩序，颠覆现实，表达愤怒，寻求解放。“破坏即创造”，这对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人来说极富吸引力，盛成参加达达派不久，便先后加入了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1977年，应西德一位艺术家的邀请，盛成参加了达达艺术展，这位艺术家收集了3000多件20年代达达派和超自然派的艺术作品。作为活着的唯一一位达达，盛成在记者会上进行了英文演讲，他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达达能创造出这么伟大的作品来”，记者们告诉盛成“这个世纪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同年，法国朋友热情鼓励并出资帮助盛成出版了一部法文诗集《狂年吼》，从题目上，读者也不难猜出这部诗集其实是对当年“达达”运动那段疯狂又肆意的岁月的纪念。
落叶归根
1978年10月，盛成携家眷回到阔别30余年的祖国，在边境他紧紧握着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的手，一时间老泪纵横。这时的心情，与初次乘船出国半工半读时的心情既雷同又相异。盛成说：“我流泪了。我是从北京出发的，绕着地球走了一大圈，我出发的原点又成了我人生之旅的终点。这也算是‘归一’吧。你问我那时的心情，我说不清，只觉得好像见到了我的母亲……”1979年3月，经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介绍，盛成到北京语言学院完成了落叶归根。北京语言学院这所国际性大学是培养外交家、汉学家的摇篮，她以向来华留学生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为使命和特色，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学与比较文学、翻译学与区域国别学等领域，一直保持着显著的优势。盛成到校之后，学校将他安排在外语系工作，当时的外语系主任是阎纯德，在阎纯德的主持下，外语系师生为盛成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阎纯德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3年调入北京语言学院任职，这位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赴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赛第一大学、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等大学从事中国文学和语言教学、同样用法语讲述中国故事(《鲁迅及其作品——我的巴黎讲稿》，1977年在法国出版，阎纯德因此被誉为第一个在法国系统讲鲁迅的人)的“青年学者”显然与盛成有着很多共同语言，他很快成了盛成“最欢迎的客人”，两人结成忘年之交，北语家属区花园里的几株几经风雨侵袭的迎春和木槿，见证了这两位学者多少次倾心畅谈的悠悠往事，盛成后来出版的几部著作的序言大多是出自阎纯德之手，阎教授还在盛成过世后写过许多怀念的文章，如《木槿花开忆盛成》(《北京语言大学报》，2021年11月10日，第4版)，文字深情款款，感人肺腑。
外语系安排盛成进入法语教研室工作，1981年恢复教授职称后任法语教授，1984年教育部评定盛成为一级教授。入职之后，盛成曾担任过北京语言学院学术委员，同时为本科生上翻译课，多次公开为学生做关于法国现状、法国现代文学、希腊罗马文化、西方宗教的起源及历史的学术报告，深受学生好评。除此之外，学校没有给他安排过多的教学任务，这使他能够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整理过去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学术论著及诗文。盛成回忆说：“我回到北京这些年，随感而发，写诗一千多首。研究重点是马来语、马来文化与历史和世界的关系。涉及人类的形成、直立猿人的出现，有生物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考古学、文字学等各个方面。”在此期间，盛成多次应邀到国内高校讲学，如到云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讲汉语和马来语的关系、马来文化与历史和世界课题等，有时还由此生发开去，谈自己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思考，盛成曾说：“欧洲文化起源于地中海，美洲文化起源于加勒比海，亚洲文化起源于亚澳地中海……亚澳地中海是古代文化的摇篮，也是世界交通的枢纽。中国占据着这个枢纽的边缘，又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在21世纪到来之际，切不可忽略这个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在此期间，盛成还多次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其中以1986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全国第三次老舍学术研讨会”，1992年在泰州、扬州、仪征三地举行的“周太谷学术研究会”和1993年在济南召开的“刘鹗及《老残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盛成未到，提交了论文由人代为宣读)最有代表性。在后两次研讨会上，盛成深情地谈及自己与太谷学派和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深厚渊源，谈及这个学派的学术传统，盛成说“太谷学派以孔子为主，但它是‘原始儒家’，不是后来做官的这一套、念死书的这一套”，“他的教育是活的教育，所以他对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人的理解就高人一筹，起码他知道民间的疾苦”，“司马迁写《史记》写了两种人，一种是游侠，一种是儒林……儒家最初讲‘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原始儒家不讲攻击异端、扫除异己，而要求‘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盛成说，“不清除异己，是游侠精神。用游侠的精神研究儒家学说，是太谷学派的精髓”。
盛成说，过去的观念，认为地球是不动的，是静的，但现在的实际的情形，地球决不是方的，而是圆的，而且是不断旋转的。盛成说，这个“方”字把中国人害死了，所谓方正、方向、方位、方家，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实在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在盛成看来，我们的基本点、基本线、基本面、基本的轮廓，以及我们的基本字、基本语句都无时无刻不是动的，在这种宇宙观之下，所谓静者常静在哪里?方位又在哪里呢?方在又在哪里?盛成说，21世纪，一切都是动的，一切都是新陈代谢的，一切都是活的，不是死板的。因此，盛成要旧事新谈。盛成用“平实精详，实事求是，卑无高论，通经致用”十六个字来概括汉学精华，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更在迎接21世纪时创新提出了“强有活力，全盘协调，通体致用，和平大同”新十六字箴言来勉励今人珍视民族遗产，弘扬发展优秀文化，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