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很远的那个高山顶上拱出来，带着绚烂的光芒，一露头就把这面山坡照得暖烘烘，总是这里的山最先得到阳光的洗礼，就好像这里的生灵最幸福。
七月快结束的时候，像从前的每一年，山里到处都在开花，风里的香气能让人精神饱满。
但我同学玉秀就不一样了，她心情很坏，本来她还高高兴兴的，还坚信这个暑假是有史以来最好玩的一个，她妈妈没有像前几次放假那样给她安排了许多活。可是，七月末的这天午后，顶着秋天最热的日头，玉秀跪在土堆里半个小时，无精打采，随时都能倒在地上睡着，她跪在地上哭了十分钟，她的哭声在二十分钟前停止，哭不动了，后来就是纯粹地跪在地上发呆了。她曾低声咳嗽着跟我们说，她的嗓子非常难受，像是有人往嘴里撒了一把沙子，如果这会儿能有一杯凉水冲进喉咙就太好了。她想让我们给她弄点儿水喝。我们上哪儿给她找水呀，所有的人家都锁着门，大人们都站在这里，都站在她妈妈身边。她妈妈已经死了，躺在那个刚刚驻扎在我们村里的医生的怀里。
“天哪、天哪……”村医说，他一直仰着头，非常无助的模样。
我们也望了一会儿天空。然后又望着医生的脸。他已经中年了，不老不少，正是到了让人同情也不是、不同情也不是的年龄;前额脱发，脑门儿特别光亮，像是谁一巴掌将他的头发拍掉了。他跪在地上抱着玉秀的妈妈，满脸泪水，因为是他把她给一针打死了，当然这只是一场意外，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已经看明白了，他也早就一遍一遍普及并且人们也从别的途径了解到，所有的药都是有危险的，能救命的药物在某些因素下同样可以要了人命。但他似乎必须这么跪着、这么泪流满面，才能让旁观的人以及他自己心里舒服一点。实际上也不会有几个人真正张口骂他，他们发出的声音更多是对死者的惋惜。新来的村医是个大好人，这是大家公认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对此有反驳意见，即便他入驻到这儿的时间极短，带来的帮助却不少，不说悬壶济世，至少做到了济贫，他会给生病的穷人先看病拿药，等到病人恢复健康，攒了钱财再结清欠款。他就是这么一个好说话的人。
“她青霉素过敏。我问她，她说不过敏，上一次也没有过敏。这次怎么啦?”他像是在跟我们解释。
“这就是命，这么多人都没有过敏，她过敏，她上次也不过敏，这次过敏了，这不是命吗?”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最后给出这样一句总结。当他们知道这是药害了玉秀妈妈时，他们就开始跪下来了，给这个已经死掉的女人把脑袋扶一扶，她的脑袋已经在医生的胸口那儿垂着，垂了好长时间。女人们特意伸手往死者的肩膀，像是安慰她，在她肩膀上掸了掸。
玉秀停止哭声后一直在发呆，即便死的是自己的妈妈，可眼前这么多人围着，大家也不怎么哭，搞得这场“灾难”有点像过节时候的热闹，把她先前本来就很仓促的悲伤给冲淡了不少——是的，仓促，因为她从未想过自己强壮的妈妈说死就死，而且是死在一颗小小的针尖下。“那种玩意儿真的会让人死掉吗?”玉秀偷偷跟我们耳语，若不是长辈们盯着不放，还会跟我们多说几句;她刚到这儿的时候还不打算第一时间跪下，以为自己的妈妈只是晕倒了而已。她本来也是特别贪玩的人，九岁刚过去两个月，我们那时候还给她准备了一个烤红薯作为生日礼物，是她那位长得像竹竿一样并且有点儿驼背的表姐去城里逛了一趟回来跟我们说的，她说城里的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不仅有新衣服穿，朋友之间还会互相赠送礼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可以学一学。可惜没什么珍贵的礼物可以拿出手，在山区，我们这些朋友一个比一个穷，烤红薯已经算是一份大礼了。
现在她吃撑了似的，仿佛两个月前的红薯还没有消化，跪在地上摇摇晃晃，屁股、腰、手，扭来晃去，想从地上站起。
“你坐不稳吗?”大人们问她。
“我腰疼。”玉秀说。
“小孩子没有腰。”大人们非常生气。
“有腰。”我们也生气，但只能小声地谁也听不见地说。
玉秀只好乖乖跪着，在她爸爸还没有赶来之前，谁也不会让她起身。她偷偷摸摸地晃了一晃身子，让自己的腰轻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