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读书期间，遇见一位来自加拿大的50岁左右的原住民(the first nation, 最初被称为印第安人)，她与我们6位华人留学生住同一宿舍区，我们初次见她都以为她是一位华人，她说见到我们也感到一种异常的亲切感。后来她看到我们用筷子，就告诉我们她的祖辈也用筷子，而且祖辈亲口告诉她，祖辈的祖辈说过他们来自现在称作亚洲大陆的东北部地区……
此前的评论中，我曾不止一次引用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对中国的评价。最近，马丁·雅克在《中国日报》上再次阐明观点说：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从不把自身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固执地认为全世界都应遵循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观念迥然不同。那么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差别这么大?因为今日之中国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植根于儒家价值观，国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截然不同。
非常赞同马丁·雅克的看法。现代中国确实呈现出某些民族国家的形态，但是单纯运用民族国家的概念，是难以解释现代中国的历史来源、族裔复杂性和版图等因素的。显然，尽管现代中国的确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它的独特文明根底、悠久历史和文明延续性，让其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这里，我们无法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而只是想思考在“国家”这个概念产生之前人类的状态。
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引发很多联想和争议。人们往往会热衷于争论这些出土文物是属于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甚或是属于外星人的;如果是属于中国人的，还要细分是属于哪一时期、哪一部分中国人的，这部分人又来自哪里等等。当然，这些论争和论证是非常具有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意义和价值的。但若换一个角度看，在没有“国家”概念之前，它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类，因为，人类有共同的祖先。而且，它既然发掘出土自当代中国，谁也不能说它发掘出土自别国，这就如同即使证明北美原住民来自中国也不能说北美就是中国的领土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文明是世界的，这也许才是文明互鉴，文化共享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