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9日。莫斯科街头繁花似锦，随处可见的向日葵，扬起金色的笑脸，在阳光下迎风起舞。道旁的白桦树，挺起笔直的身姿，像一群英姿飒爽的士兵，护卫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红场上白鸽飞翔，克里姆林宫金色的圆顶闪耀着光芒。
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蒋光慈等十余名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过将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他们用热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年轻的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在这里，他们即将开启崭新的留学生活。莫斯科，将是他们又一个新的起点。
此刻，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正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
而这个月的月底，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往莫斯科的行程走了三个月
1921年4月。又一个春天如期而至，黄浦江上吹来了春的消息，粼粼的波涛，涌动着春的活力。
吴淞港码头上，停泊着一艘开往海参崴的巨轮。络绎上船的人群里，出现了十多名外国语学社学员的身影——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罗亦农、谢文锦、卜士奇、罗觉、蒋光慈……经过外国语学社几个月的学习，他们正式启程，奔赴莫斯科，前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
刘少奇等人是第二批出发的学员，一个月前，秦抱朴、佩仙、梦周、廖化平、杜小马、徐毅让等十名学员已出发。
去往俄国的旅程，关卡重重，异常艰难。这一路，要经过日本长崎、海参崴、黑河、赤塔等地区，有北洋政府的关卡，有日本人的关卡，还有白匪的关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捕。出发前，中共发起组的负责人给即将出发的学员接连开了几次会，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确定了刘少奇、罗觉、吴芳等人为各个小组的组长，告诉他们一路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阻碍，遇到盘查该如何应对，遭到逮捕该如何自救，如何跟苏联的同志取得联系，进了东方大学学习该注意什么。外国语学社的社长杨明斋亲笔手写了介绍信，让他们贴身保存，再三叮嘱：“要互相照应，要时刻警惕，路上不要轻易暴露身份，不要暴露目的地。”
学员们认真听着，郑重地点头。此番跋山涉水，远渡重洋，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潜伏在前行的路上，但是，少年心气，无畏无惧，越过重重阻隔，他们即将抵达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新世界，在那里，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工农政府，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个在书本中、课堂上读到听到的新世界，就要展现在他们面前了。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吗?他们相信，此行一定能够学到新的知识新的本领，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新路。
临行前，学员们给家人写了信。任弼时在给父亲任思度的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如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
终于等到了出发的日子。为了缩小目标，学员们按照事先的计划，乔装打扮，分散上船。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离开吴淞码头，朝着公海方向驶去。学员们三三两两站在甲板上，凝视着前方，奔赴远方的兴奋，美好世界的憧憬，远离祖国的眷恋，前路未卜的忐忑，在年轻人的眼底交替闪烁。
太阳冉冉升起，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把水面照得金光闪闪。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数日，到达日本长崎，休整一日后，继续朝着海参崴驶去。越往北走，气温越低，越走越冷。又在海上颠簸数日，终于抵达海参崴。学员们下了船，只见眼前白茫茫一片，到处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冷透过单薄的衣衫，把学员们冻得直打哆嗦。学员们大多是南方人，没经历过极寒天气。况且，出发时上海已是春天，大家都没有准备足以御寒的衣服。
彼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尚未控制俄罗斯所有的地区，在远东的管辖范围只达伯力，从海参崴到伯力，仍被日本统治着，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
学员们虽然带着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但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找谁联络。他们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先住了下来。
安顿下来后，刘少奇、罗觉、吴芳等人出门去打探。海参崴是白区，各色人员混杂，有白俄，有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国人，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也设在那里。街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来来回回巡视着。刘少奇等人机警地避开日本兵，寻找着合适的机会。在一个报摊上，刘少奇意外地看到了一份中文报纸，上面刊登的部分文章带有进步倾向。刘少奇有了主意：“找这家中文报社去。”几个人按着报上的地址，找到了报社，见到了报社总编辑。试探了一番，刘少奇觉得总编辑比较可靠，便悄悄地打探：“哪里可以找到布尔什维克?”总编辑看了看几个青年，心领神会，没问干什么，说道：“我有一个熟人，他是海参崴大学的教授，兴许他知道你们要找的人。”
按照总编辑的指点，刘少奇等人见到了伊万诺夫教授。伊万诺夫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在海参崴开展秘密工作。
刘少奇向伊万诺夫出示了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伊万诺夫看罢，神情严肃地说：“赶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久留!”海参崴正在闹鼠疫，对流动人口的检查很严格。
学员们正准备离开海参崴，不料，他们的行踪早已引起了北洋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关注，他们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派往俄国的。
这一日，刘少奇等人正聚在旅馆里商议行进路线，突然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几名持枪的士兵气势汹汹冲进旅馆，不由分说，把刘少奇、吴芳带到了领事馆。审问时，大厅里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两边站着刀枪手。
刘少奇和吴芳第一次见识如此恐怖的审讯阵势，不禁有些发怵。
领事馆的一名长官厉声问刘少奇：“老实交代，你们是干什么的?”刘少奇迅速镇定下来，按照事先准备的说辞，沉着地回答：“做裁缝的。”海参崴有许多来自中国南方的打工青年，大多从事理发、裁缝等手艺活儿。刘少奇坚称自己是裁缝，讲的又是满口湖南土话，领事馆的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威胁了一番，就把他们放了回去，暗地里命令驻伯力的领事馆继续注意这批学员的行踪。
在伊万诺夫教授的安排下，学员们离开海参崴，前往伯力。从海参崴到伯力，要经过伊曼河。伊曼河是红白交界处，河的南边是白区，北边是红区。关卡上有日本兵和白匪把守，盘查很严。学员们商议后，决定分成几个小组，分头行动，到了伯力再到指定的地点汇合。十几人的队伍再次解散，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让俄国人带着走。
萧劲光和任弼时两人一组，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作理发工人，路上装着互不相识，一前一后，隔着几米远。过伊曼河红白交界处时，日本兵和白匪分别过来盘查。海参崴正在闹鼠疫，所以盘查更加严格，过关必须测量体温。萧劲光的体温正常，顺利过了关卡。轮到任弼时，关卡的守卫一看温度计，脸色一变：“体温这么高，扣下!”任弼时急得大叫：“我没得鼠疫，我是因为感冒发烧才体温偏高。”守卫根本不听他申辩，不由分说，把他当作疑似鼠疫感染者扣了下来。萧劲光看到任弼时被扣留，胆战心惊，又不敢声张，只得一个人继续上路，心里默默祈祷任弼时能够顺利脱险。
不多时，刘少奇、蒋光慈等人也陆续过了关卡。到了伊曼河北岸，蒋光慈以为还在白俄地区，躲躲闪闪，红军觉得他形迹可疑，把他当坏人抓了起来，一问情况才知道是误会。
陆陆续续地，学员们都到达了伯力，汇集到指定地点，唯独少了任弼时。萧劲光把关卡盘查的情况一说，大家忧心忡忡：“白匪凶神恶煞的，会怎么处置他呀?”“把他跟那些疑似鼠疫感染者关在一起，会不会真的传染上鼠疫啊?”“弼时才16岁，碰到这种情况肯定吓坏了。”“他还在感冒发烧呢，又要担惊受怕，可怎么办呢?”大家在忧虑中过了两天，时不时去路口张望，左等右等，就是看不到任弼时的身影。看来，顺利脱险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正在大家商议到底是继续等还是一部分人先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任弼时突然出现在伙伴们面前。
萧劲光又惊又喜，一把抱住任弼时。伙伴们高兴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询问任弼时是如何脱险的。
任弼时告诉大家，关卡的守卫把那些体温偏高的人扣下来后，观察了几个小时，然后有人过来盘问，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理发工人，要到俄国去谋生。他们拿出温度计，再次让任弼时测体温。任弼时顺从地把体温计夹在腋下，趁守卫不注意，悄悄地把体温计的水银部分露在外边。这下体温正常了，关卡的守卫只得放了任弼时。
伙伴们听了哈哈大笑，夸赞任弼时机智。
在伯力，学员们受到了苏联红军的热情接待。一路上担惊受怕，此刻终于如释重负了。在伯力住了几天，学员们继续上路，朝着黑河方向前进。从伯力到黑河，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陆路。刘少奇一行等了几天，总也等不到十几个人能同上一趟火车的机会，只得分成两路走，刘少奇和萧劲光等人乘船，任弼时和罗觉等人乘火车。水路并不安全，船在黑龙江航道上行走，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俄国水域，有时走着走着，就听见外面鸣枪，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一听到鸣枪，萧劲光就紧张得手心冒汗。一旁的刘少奇悄悄拉拉萧劲光的衣角，安慰他，让他放轻松。检查到他们时，刘少奇很从容，应对自如。
到了黑河，仍然是苏联红军接待他们。黑河的红军司令是一位俄国老太太，人高马大，威风凛凛，但看到中国来的年轻人很和蔼。那里还有一支中国侨民组织的武装力量，打仗很勇敢，苏联红军很信任他们。
在黑河住了几日，水旱两路人马集中后，红军安排他们搭乘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继续朝着莫斯科前进。闷罐火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水和取暖设备。上车前，苏联红军给每位学员发了一个枕头一般的黑面包。学员们把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一口，渴了就喝上几口冷水。那时在俄国能每顿吃上面包已是最高待遇，学员们也不敢多吃，因为不知路上要走多长时间，怕吃完了就要饿肚子。
这一路，有磨砺，也有风景。路过贝加尔湖时，只见碧蓝的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岸边的向日葵灿烂明艳，犹如俄罗斯姑娘的笑脸，白桦树修长挺拔，如同一群穿着白色衣裙的俄罗斯少女，迎着微风轻歌曼舞。火车上的俄国人都兴冲冲地下了车，有人招呼学员们：“这里的烤鱼很好吃，快下来吃烤鱼。”学员们好奇地下了车，学着俄国人的样子，架起木柴点上火，把鱼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鲜香四溢，空气里到处是烤鱼的香味。学员们围着火堆，兴高采烈地烤着，吃着，笑着，说着。火焰照亮了他们年轻的脸庞，这一路忍饥挨饿，此刻都得到了补偿。
火车继续慢慢悠悠往前走，走过黑河，走过赤塔。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建筑弹痕累累，道路坑坑洼洼，桥梁摇摇欲坠，工厂、矿山成了废墟，村庄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连年战争，让这个国家元气大伤，也让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天灾人祸，粮食歉收，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沿途有不少冻尸饿殍，惨不忍睹。
然而，即便满目疮痍，还是时常能够见到大片的向日葵，还有白桦林。向日葵花开得恣意奔放，总是让人想到光明和希望。白桦树树干笔直坚挺，昂扬向上，总是让人想到无畏和勇敢。在广袤的山坡上，在一望无际的公路旁，到处都生长着白桦树，它们肩并肩，组合成丛林，以一道道绿色的防护墙，抵挡着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抵挡着来自大漠的沙尘。无论沿途如何破败和萧条，只要看到向日葵和白桦树，总是让人精神一振，它们积极向上的姿态像极了不屈不挠的俄罗斯人民。一路上，学员们接触到俄国人民、红军指战员，尽管生活艰苦，但都很乐观向上，一副当家做主人的样子，让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感慨万千。困难不可怕，只要精神不倒，一切困难都可以战胜。
火车走走停停，行进速度非常缓慢。没有煤，火车只能靠燃烧木柴作为动力。开着开着，火车“呜”地一声停下不走了，原来车上的柴烧完了，火车没动力了，车上所有人就得全部下车，冒着西伯利亚的寒风，吭哧吭哧去搬木柴。开着开着，火车“呜”地一声又停下不走了，原来铁路被损坏了，火车过不去，车上所有人就得全部下车，一起修铁路。沿途还有零星的白匪，时不时出来袭扰一下，遇上了就得跟白匪打上一仗。就这样，在这条全长7000多公里、横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外国语学社的学员走了十多天。
这一路，走了将近三个月。出发时，上海还是初春，抵达时，已是七月。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
莫斯科敞开热情的胸怀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古老优雅的俄罗斯建筑，热情好客的俄罗斯人民，迅速消除了学员们长途跋涉的疲惫，融化了他们初到异国他乡的陌生和隔阂。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自52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会议已接近尾声。会议组织者对这批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非常重视，把他们安排在会议代表居住的同一个招待所，还邀请他们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列席会议。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派出的会议代表，听说刘少奇他们到了专门去看望他们。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雄伟庄严，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工人阶级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商讨国际大事。大会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应以争取群众为主要任务，发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列宁是大会的名誉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讲话时站起身来，身体微微前倾，声音铿锵有力，情绪高亢激昂——“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我们不仅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应当把农村居民中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否则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置身于如此庄严的会场，亲眼见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学员们无比激动，也无比自豪。大会闭幕时，全场响起国际歌，学员们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之门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会后，学员们被安排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校坐落于莫斯科马拉甫洛夫大街，是一幢四层的楼房，校内分国际部(A字部)和国内部(B字部)，国际部设有中国班、波斯班、朝鲜班、日本班、内蒙班和外蒙班等，国内部设哈萨克班、乌兹别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林作为荷属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应该为那些来自远东的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正确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苏维埃俄国应该为东方革命者接受理论教育创造条件，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生气勃勃的成员。”马林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
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办学宗旨是为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从而促进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
1921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斯大林亲任名誉校长，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布罗伊多任第一任校长。
东方大学成立的第一年便招收了622名学生，分别来自44个民族，也有来自芬兰和法国的少数西方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共36人，罗亦农任首期中国班班长。
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是有趣的。刚入学时，每个学员都获得了一个俄国名字，刘少奇叫达尔斯基，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学员们叫着彼此的俄文名字，喜笑颜开，觉得非常有意思。
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很丰富，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俄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等等。政治理论课上，学员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史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课程。
学生们与苏联红军战士一样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们跑步来到广场列队操练，然后用冷水洗漱，早餐是黑面包，量极少，根本吃不饱。晚上轮流到街上站岗放哨，星期天还要做工。
初到莫斯科，学员们普遍年龄小，没有革命实践，只有一股革命热情和寻求救国办法的愿望。他们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很新奇，所以学校里安排什么，他们就学什么，总想多学一点，将来回国后好用得上。一开始他们的俄文水平还很低，俄国老师讲的课听不懂。学校也考虑到这个问题，特意请了瞿秋白和李宗武给他们翻译。瞿秋白和李宗武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到第三国际的，后被东方大学聘请担任助教和翻译。瞿秋白英俊潇洒，知识渊博，备课认真，循循善诱，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东方大学任课时间不长，1922年底应陈独秀之请回国工作。
此时的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度缺乏，饥荒现象随处可见。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东方大学的教授领到的工作报酬是每周一次发放的少量面包。红军、儿童和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领到的生活必需品略微多些。东方大学的外国学员享受红军士兵的待遇，每人每天只供应一块像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要饿肚子。午餐时会有一个土豆和海草煮成的汤，加几颗咸鱼丁，舀到每个人碗里基本上是清汤。小伙子们经常饿得眼冒金星，连爬到四楼教室的力气都没有。学员们穿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献的，很重，很大，没有码数可以选择，穿在脚上大一截子，鞋尖高高翘起，既不美观，走路也不方便。衣服也是欧洲工人捐的。冬天的时候，学员们统一着装，里面一件很薄的麻布衣服，外面一件军大衣，腰上系一条皮带，头上戴一顶尖尖的帽子，帽子上缀着一颗红五星，虽然还是觉得很冷，但看起来很精神。屋子里没有暖气，学员们在房间里烧一点木柴烤火，睡觉时一个挨一个，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
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很艰苦，但大多数中国学员并不以为苦。他们被苏联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感染，认为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在列宁和联共(布)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会越来越繁荣富强。果不其然，1921年苏联人民把参与武装干涉的外国侵略者赶出了苏联国土，粉碎了白匪的暴乱之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经过短短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23年经济状况已有明显好转。
也有个别中国学生无法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提出要回国。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他们在学习讨论时说：“我们亲眼看到解放了的苏联人民，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他们能打碎一个旧世界，也能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希望。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寻求中国解放的道路，我们必须坚持学习下去。”
在东方大学，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学员们过得很愉快。过年时，学校组织晚会，在校学习的苏联东方民族和各国学生都演出了节目。中国学员自编自演了一个反映中国军阀、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刘少奇扮演工人，彭述之扮演吴佩孚，萧劲光扮演军阀，其他人扮演资本家和群众。大家在一起讨论和排练，并争论着各个角色应当如何表演，有时争论得很激烈。有学员给刘少奇提意见：“少奇，你扮演的工人流着鼻涕，穿着破衣烂衫，耸着肩膀，形象太差了。”刘少奇性格沉静，平时不苛言笑，但对演戏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反驳说：“中国工人苦难深重，就应当是这个形象。”
家国万里，远在国外的学员们时刻思念着自己的祖国。萧劲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那时特别怕听莫斯科火车站的火车汽笛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想到祖国还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我们的父老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心情就非常沉重。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好学习，将来回到祖国搞革命，使祖国的人民像苏联人民一样，当家作主人，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在苏联勤奋学习的动力所在。”
学校还为中国班配备了政治教导员，专门负责管理学员的政治生活。中国班利用课余时间频繁开展党团活动，互相激励，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中国班东方大学开学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传到苏联。学员们很激动，找政治教导员请教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同他讨论有关共产党的种种问题。学员们聚在一起时，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入党问题。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里，他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他决定参加共产党，献身党的事业。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党员。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中国学员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便第一批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旅莫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八个月，算取了经。我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国内党组织对留苏学生十分关心。中共领导人每次赴苏，都要前去看望中国班的学员。1922年11月，陈独秀、张太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专程去东方大学看望学员，鼓励中国班学生努力学习，回国更好地投入革命。1925年夏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时，还特地为中国班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介绍、分析中苏关系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情况。
刘少奇等学员在东方大学学习了八个月后，接到校方通知，要求他们结束学业，回国承担其他工作任务。回国前，校方把回到上海后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头的地址交给刘少奇等人，要他们回国后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东方大学和中国学员的具体情况。
来时满心憧憬，归时信仰弥坚。再看一眼莫斯科，再啃一口黑面包，刘少奇和其他几位中国青年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莫斯科，告别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萧劲光等人继续留在苏联，他与其他三名中国学员一起，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晚年时，提起这段留学经历时，萧劲光深情地写道：“我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之所以战无不胜，就是因为她深深地扎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深厚的土壤里，为这一事业去流血、牺牲，是何等有意义的事情!回想在自己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不论是在失败面前、死亡面前，还是在错误路线的打击面前，自己从不动摇革命信仰，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首先得益于这十月革命的故乡。”
莫斯科东方大学从创办到结束办学，前后仅有17年，但通过红色之路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多达近千名，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莫斯科留学的这段经历，是外国语学社学员们一生的宝贵财富。那一片片灿烂的向日葵花海，那一片片挺拔的白桦树林，那一首首悠扬的俄罗斯民歌，成了他们精神世界里的密码，无论是革命遇到艰难险阻时，还是取得胜利时，总是会闪现在他们的脑海里，给他们光明和希望，给他们信心和力量。
他们一生都记得，向日葵是苏联的国花，花语是信念、光辉、高洁、忠诚。白桦树是苏联的国树，象征着刚直挺拔，勇敢无畏，宁折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