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地写作，一直不是我欣赏的风格。所以李白和杜甫，我更欢喜李白，东坡也算得上一个，光那道东坡肉就能感受到苏轼的风度，遑论其诗?杨遥也有这方面的基因，我以为。不过，我还不会傻到拿他和李白、苏轼比，我这里是在说他的小说，自然，不做作，没有雕琢和匠气，一如其人，狡黠也狡黠得可爱，羞涩也羞涩得韵致。所以由他去结构短篇，那真是鱼儿掉进水里，正合其意。
横断面之小人物之生活流
短篇有短篇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去铺排大场面，大时空，专从小处着眼。而杨遥的小，又有别于他人之处，那就是将自己三十多年的生活撕裂开来，每一块儿都是故事，这故事可能是完整的，也可能是不完整的，甭管这些，至少放在杨遥的笔下，它们会自动形成一篇篇精致的小说。我想，用生活的横断面来形容，应不为过。只是，大多数作家是本着某一目的，或褒扬，或批判，或思索，再去想故事怎么写;而杨遥则是唱反调，先有某一段生活的影像，把它写下来，写着写着，就生出了意味。所以他的自然不是技巧到极致的巧夺天工，而是好像压根儿就没经过打磨这套程序，任由生活在小说中流动。
这样写有问题吗?我想是有的，比如，他的许多作品好像没写完似的，读者本想继续读下去，一看，没了。《白袜子》就是如此，大明对中年女上司P爱慕已久，为此，他不仅拒绝了女友结婚的要求，还让女友一个人去打胎，而他却跟着P下乡去了，在宾馆里，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和P发生了关系。可他非但没有感到满足，反而失望至极，结尾是：
大明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想，要是明天没事，回去以后马上和女朋友结婚。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今天做了没有?他拨号，对方的手机还是关着。
大明的孩子到底做了没有?女友还会接受大明吗?大明以后和P怎么相处呢?我们这些关心，在杨遥眼里，那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类似的，还有《雁门关》，“我”陪北京几个朋友到雁门关玩儿了一通后，去车站送他们回北京，结果因为火车超员，他们没能上车，然后“我”就把他们送到了一家洗浴中心。到这儿，就没了下文。
往往是这样，当杨遥的叙述流不知不觉地勾起你心里的痒痒肉时，他却霸气十足地甩甩头，坐到地下，死活不干了。任前面是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与我何干?
还有一种情形是，你本以为小说到这儿，故事已经讲完了，该收尾了，可他却慢条斯理地继续唠，比如《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我”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在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一个促销饮水机的工作，干得也越来越好，可是“我”感觉自己不适合做销售工作，就毅然辞了职，和同事们吃了散伙饭后，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故事到这儿该算完整了吧，可杨遥偏不停下来，他又叙述了“我”后来在北京找工作的两段经历，其中还穿插了“我”去北大寻找余杰的事情。再比如《我们迅速老去》中，读到王丽临走前劝“我”忘掉李铃，“我点点头，不知道自己是哭还是笑”时，满以为爱情的青苹果就此落地，小说也该画上句号了。没想到，杨遥又横生枝节，讲了老季的躲避婚姻和李铃再一次闯入“我”的生活。
很明显，杨遥不按常规出牌，你想完，我偏没完，你想看，我偏把门砰的一声闭上，就是要让你辗转反侧，不得安稳。杨遥啊，杨遥，你到底卖的哪门子关?不过你还别小瞧，他这一招起作用了，他让你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嗅觉忒钝，越钝就越好奇，好嘛，不被他牵着鼻子也不行了。而事实上，杨遥一直在守着自己的规矩，这规矩的制定者，则是如他一般的小人物。比之于大人物，小人物缺钱，缺权力，缺地位，缺资源……这种种缺失，最终归结到命运上，就是小人物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于他们，常常是因诸般束缚，可以随意转向的水流，他们也因此挣扎得更凄凉，更悲催，更无可奈何。这挣扎哪里是结束?哪里是开始?哪里又是完整，乃至完美呢?所以，杨遥的零零碎碎的，“很难从开头猜到结尾”(李云雷：《杨遥：文学路是最近的路》，《北京青年报》2011年8月17日)的故事就有了一种言说小人物的新的指向，这种指向就是——不确定。而当杨遥在书写这些不确定的生活时，又能把它们码出来某种意味，并萦回在小说结束的一刹那，乃至以后的邈远时空中。这样一来，其角度的小，也就不再是小，而是大了。
譬如《结伴寻找幸福》中那帮靠捡拾垃圾过活的流浪汉，他们从一开始被一个漂亮姑娘吸引，到争先恐后地从门缝里看人家挂在铁丝上的女式内衣，再到怂恿田七卖掉狼狗黑豹以换取嫖资，这些荒诞行为的背后系着的其实是一根绳，就是寻求作为男人的最卑微的最起码的性需求，但即便如此，愿望能否实现也隐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一辈子受过的侮辱太多了”，谁能保证这次就不会前功尽弃呢?而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感到这次集体嫖娼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证明，是一种找寻最后的尊严之旅。所以，也就多了一分决绝，多了一分庄重，多了一分肃穆。可是到最后，杨遥也同样没有讲完这个故事，他用一幅镜头感十足的画面将这一过程定格：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一群穿着干干净净的人拉着一条威武的狼狗朝狗市走去，他们走得很肃穆，谁都不说话。风还在刮着，一群鸽子从他们面前飞起，像天空中撒了一把盐。
他们会寻找到“幸福”吗?作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在此刻，他们是幸福的。他们也不需要一个看似完整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小人物，小人物从来就没有结局，或者说小人物用他们永无结局的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最好的结局。
伤痕之愈合之重构
了解杨遥的人都知道，他的经历苦难而坎坷。在杨遥的简历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话：“在村、镇、县、市、省五级部门工作过。”为什么杨遥要这样写呢?这可不是为了炫耀，其实他在写下这每一个字时，都将字背后的故事不知在脑海中复现了多少遍。当然，主要的，或他经历中最丰富的，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还是他作为小人物群体一份子时的那段岁月，那些他自己的，或他曾经接触的也是小人物的种种伤痕，成了给他小说创作提供丰厚给养的土地。
然而，伤痕是一回事，书写伤痕是另一回事，有的伤是显在的，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欺凌与侮辱，比如《唐强的仇人》中的唐强，《在六里铺》中的徐强;有的伤则是内在的，来自于内心世界与现实的摩擦和冲撞，比如《闪亮的铁轨》中那个少年，《在A城我能做什么》中的“我”。而杨遥在书写伤痕时，更关注的恐怕不是伤痕本身，而是伤痕之于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微妙波动，你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到位，甚至有时，我都想用尽善尽美来形容。
不过，伤痕终究是伤痕，尽管我们每天都可能接触到新的伤痕，但原有的一些伤痕总有愈合的时候，而且，即便免不了会偶然间回味、舔舐旧日的伤痕，生活境遇的改变，以及身心的成长与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和思索，都会让回顾和凝视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对不起，很绕，是吧?其实，我想说的是，杨遥近几年正在或已经给他的小说注入了一种新的色彩，那就是久违的温情。小人物的被侮辱、被损害，内心的孤独、焦虑和反抗，精神的驻停与流浪，这些在他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元素，渐有退隐之势，而小说的明媚一面愈加凸显。比如《雁门关》，“我”对结婚以来没能带妻子去过一次雁门关，而感到深深的愧疚，但又力不从心，于是从行动到心灵上经历了一次次救赎，读来，虽有诸般无奈，但那份隐藏在“我”坚强外表下的柔情，却如春日的田野，苍翠欲滴;《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宽厚仁慈，对病重的“妻子”不离不弃，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充满善意，即便是“逮松鼠”这样小小的愿望，他都尽力去满足。他虽在俗世，却一心向佛，山上与山下都因他而充盈着佛的柔光。《野三坡》叙述的是小孟一次荒诞的经历，但他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人又大多是友善和亲切的，即便是大娘这样的“老鸨”，都脱不了人性的善良之光。
那么，杨遥是不是陷入了“温情主义”?是不是他和现实达成了妥协?
还是保持冷静，先。杨遥本人的生活这几年的确是蒸蒸日上，他调到了山西省作协，在文坛也小有名气，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也受到一定的重视，原来的阴霾自然要隐遁不少，但是环境决定论未免有武断之嫌。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的，恐怕更多的是生活的苦难和好转的交相作用，因为曾经的苦难，而不能忘却;因为现在的好转，而打开了另一扇经验的门扉。当眼前的生活呈现出别一番景致时，笔下的小人物就不再是一种有限的丰富，而变得无限的生动和丰富起来。所以照我看，不拒绝书写笔下人物的美好一面，恰恰是作为一个作家自信和成熟的表现。
寓言之虚构之想象
李云雷在一篇《“小人物”的美学》的文章中说，杨遥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能将纪实和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这话没错。在我的理解中，想象和虚构应该同义，而在杨遥的寓言体小说中，我又不经意地发现了另一对同义词，纪实和虚构(或想象)。《闪亮的铁轨》《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疲惫》，这些带有明显隐喻特征的寓言体小说，看上去是想象虚构的产物，但它内在的情感却是真实的。杨遥就说过：“我理想中的小说是读者随便翻开一页，读着一段，就想往前读，或者返回去从开头读，能做到这一点需要靠情绪与氛围，故事是达不到的。”(同上)这个我信，当我们进入他的小说后，真不知道哪里是纪实，哪里又是虚构，许是情感的力量早已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掩盖甚至埋没了。不过，有一点我更感兴趣，就是情绪氛围和好故事能不能鱼和熊掌，皆而有之，是不是注意了某一面，就必须舍弃另一方面。当我带着这个疑问准备和杨遥唇枪舌剑一番时，他给我发来了刚写的小说《白马记》，呵呵，答案有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看到的杨遥迄今写得最好、最成功的寓言体小说。故事曲折多变，结构圆融，节奏感强，而其营造出的情感和氛围，又是那么蕴藉含蓄。几乎在他以前小说中出现的所有元素，都被有机地包容了进来。至于说表达的寓意，就更为迷离多义了，这让我忽然想起李商隐的诗《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何止是五十弦呢……
下面啰唆一通，算是对我的话所言不虚的证明吧。从流浪汉闯入小镇到悄然离去，《白马记》故事的发展环环相扣，又层层递进。他吹笛耍蛇，还有一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白马;他救治被蛇咬伤的孩子，教训恶人王二和孙三，作者在不疾不徐的叙述中，也将他的游侠气质和神秘魔幻色彩推向了极致(在杨遥的许多小说中，都显露了他对武侠和武侠精神的向往，这也是小人物的出路之一，以幻想的理想化生存状态，获得对苦难生活的适应和心灵的慰藉。包括那些奇人异人的出格，乃至极端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心目中武侠精神的某种投射)。可是我们期待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如期而至。否则《白马记》就不是《白马记》了。果然，当我们猜测流浪汉会有更神奇的作为时，他却来了招“变形记”，正式干起了“美容整容”的买卖(虽在教训恶人之前，他已经挂起了牌子，但并没有真的下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戏剧化十足了，白牡丹为了和吸毒并殴打强迫她去卖淫的丈夫离婚，来找流浪汉“整容”，其实就是毁容。赵七追求白牡丹而不得，竟也通过毁容，一夜之间成为恶人，不光白牡丹的丈夫和王二败在他的手下，他还不费吹灰之力弄到了白牡丹。要知道，这些都是赵七毁容之后得到的“好处”，镇上人自然急红了眼，于是纷纷效仿，以谁毁容毁得彻底为荣，小镇终究成了恶人满街跑，善人无影踪。而小说的结尾看似水到渠成，却很是耐人寻味。当小镇上的人对丑恶习以为常之时，白牡丹以比以前更美的形象突然再次出现，让他们心安理得的丑恶，顿时照了个原形毕露，可这时他们再想通过整容整回去，那个操刀者——流浪汉已骑着白马不知何踪。
再看这篇小说的寓意。既有武侠精神滑向乌托邦的失望，又有真善美在现实中被集体无意识地漠视的悲哀，还有对小人物价值观如何扭曲的思考，但似乎这样描述又不那么准确，也不是所指意义上的全部。杨遥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还是公孙龙说得好：“白马非马。”
“非马”的境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有了这个开始，杨遥还是原来的杨遥吗?这你得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