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1988年的那个春节，我回老家过年，看到奶奶的身体状况又不如从前，心里难受，返校之后写《奶奶》一文，聊表心情。好像也是那个时候，我恰好读了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很是感慨。于是我给妹妹写信，谈阅读感受，让她一定协助父母照顾好奶奶。
奶奶后来的身体虽每况愈下，但并无大病。此后她又活了四年，卒于1992年8月19日，享年89岁。
但我并没有见上奶奶最后一面。那一年的七月下旬，妻子临产，我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自然是得让母亲或岳母前来帮忙的。母亲先到，但奶奶已不思茶饭，凶多吉少。母亲担心父亲与姑姑忙不过来，只好在她的孙子出生几天后匆匆离去。前来换岗的岳母刚来没几天，也接到了我妻子的奶奶病危的消息，急忙打道回府。我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侍候月子了。不久，妻子的奶奶撒手人寰;九天之后，我的奶奶也驾鹤西去。岳母烧完“复三”纸后火速赶来，我才能够抽身而出，回去奔丧了。而那时奶奶已经入殓，棺材已移到赵家胡同顶端的阁楼附近了。
据过世的姑姑讲，奶奶临终前两天跟她说：闺女啊，我实在是支不住了啊。那时奶奶还在小屋。姑姑闻听此言，不敢怠慢，就把奶奶抱到了堂屋——老在堂屋似乎是我家乡的一个规矩。姑姑说，那时的奶奶已瘦得皮包骨头，轻飘飘的。父亲那天恰好不在家，67岁的姑姑一个人就把奶奶抱过去了。
儿子出生时，两个奶奶都还清醒。她们听说重孙或重外孙来到人世，心生欢喜，但死神已在招手，她们已等不及见上孩子一面了。新生与死亡擦肩而过，我总觉得有些意味，却不明就里。岳母为此也专门算过一卦，算卦者云：都听说了都没见着，这样挺好。但为什么这样就好呢?算卦先生没往下说，他只是点到为止，这件事情也就越发显得高深莫测了。
办丧事时，父亲跟人念叨起那些流年往事，说，当年孩儿他爷爷去世时，孩子们都还没长大，我一个人忙前跑后。想不到养活大了三个儿子，如今还是我一个人跑，连个帮手都没有。老大吧，回不来;老二呢，出不来;老三躺着下不来。说着这些话时，父亲只是叹气。
确实也是祸不单行。大弟弟那时正蹲着监狱，出狱还得半年多;小弟弟突然得了肾炎，躺在床上打点滴，浑身肿胀无力气。而我那点得子的喜事也就淹没在这些糟心事中，变得无足轻重了。奶奶去世的头几年，我曾梦见过她两次。一次奶奶穿着红袄红裤向我走来，我猛然惊醒，心里怦怦直跳。后来与父母说起这个梦境，母亲说，那是奶奶在吓唬你吧。
可是，为什么奶奶要吓唬我呢?奶奶临终时我顾不上回家，莫非是因为这个?
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念头。奶奶心里亮堂很开通，她怎么会埋怨我呢?
或许，那是我自责的一种心理反应吧。
奶奶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大约是1986年，她生了一场病，病愈之后听力严重下降，视力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有时候她会说：兴许是莲焕她妈老了之后，人家把那双聋耳瞎眼都传给我了?莲焕她妈是东根儿胡同的一位老太太，去世之前那几年，她不时会来我家走动。但她耳聋眼花，来我家时，总是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我家屋背后的墙壁蜗行漫步。二十米的路程需要走上很长时间。而每当她们坐在一起聊天时，仿佛那就是奶奶的节日。我在《奶奶》一文中说：“她们坐在那里挨得很近，两双手互相摩挲着。那个老太太每次都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怎么还不死?活得人家都不耐烦你了。’奶奶说：‘可就是，你看——’她指指我们：‘人家都这么大了，得给人家腾地方啊。’”邻居老太太听不清，奶奶就得对准她的耳朵喊着说，重复多次，然后是两位老太太开心的笑声。
但自从那位老太太去世之后，奶奶的世界就变得寂静了。她静静地坐在炉火旁，偶尔会有一声叹息，伴着一句自责：“唉，她怎么还不死?”奶奶总是以第三人称完成这句表达，仿佛是对生命成为累赘的感喟。有时候她移步出屋，扶着墙慢慢挪到大门外边，然后便是久久地倚墙眺望。但实际上，奶奶已看不出究竟了，她目光空洞，外面的世界也许都已成雾中风景。
我不知道奶奶最后几年的心境是怎样的，或许她在孤独与寂静中回忆着往事?假期我回家探望，总是要与奶奶说说话，但奶奶已看不清我的模样，我在她面前只是一个模糊的黑影。“肚里没病啊。”奶奶有时也会跟我抱怨，那分明是她那声叹息的延续。奶奶这样叹息时，我常常无言以对。那时候我还年轻，奶奶活得想死的境界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参透的。我只是觉得有些伤感，那一刻心里会抽得很紧。
1988年夏，我把女朋友带回家中，奶奶握握她的手，摸摸她的脸，用触觉感觉着她的存在，然后是一脸的慈祥和欣慰。通过那双粗糙的手，奶奶很可能已“看”到了她未来的孙媳妇的模样。
1990年的那个夏天我也回去了，但全副心思都用在了大弟弟的事情上。弟弟与其友人酒后肇事，原本情节不重，但赶上严打，很可能面临重判。那个暑假，我与父亲各骑一辆自行车，三天两头往城里跑，托关系，找律师，希望能有些效果。但多方努力之后，依然给了三年刑期。弟弟出事的消息一直没敢告诉奶奶，时间一长，奶奶发现有些异样，就问父亲：以前二孙回来总要来我面前站一站，说两句，怎么他总也不回来了?父亲只好说，他去外面学习了，你不要管他。奶奶追问：就是学习，过年也该回来呀。父亲就只得继续编瞎话哄她了。后来奶奶可能意识到了什么，就再也没有过问弟弟的去处。奶奶不是哲学家，但她似乎早已懂得了维特根斯坦式的道理——凡不可言说者，皆应沉默。
姑姑知道奶奶的心病，终于在她临终前几天讲述了弟弟出事的前因后果。姑姑轻描淡写地说：娘啊，你不要再为他操心了，再过几个月他就回来了。奶奶听后一声长叹，说，唉，他怎么弄出了这么个事情?
那是奶奶对弟弟唯一的一句评论。终于得到弟弟的实情之后，奶奶才安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想来，我上大学那几年，很可能是奶奶心情最为愉快的时光。那时候土地下了户，母亲再也不需要为挣几个工分去生产队里忙活，家务活儿自然也就能分担许多，奶奶可以有点闲心了。但实际上奶奶是闲不住的，她踮着小脚，进进出出，有时参与操持一家人的饭食，有时翻晒新获的粮食。父母觉得奶奶年事已高，让她歇着别动弹，但奶奶闲着时心慌，总是主动请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抓拍奶奶干活儿时的场景。照片中，奶奶坐在窗台下，守着满满一斗玉米棒子，正在那里剥玉米。剥出几百斤的玉米粒显然是一项枯燥的劳动，但奶奶却乐此不疲。她说，闲着也是闲着，手里有点活儿心里才会踏实。
我上大学对于奶奶来说也是喜事一桩。奶奶是文盲，她大概弄不清楚大学为何物，但她知道这个家里祖上出过秀才，上大学堪比当秀才，总归是人生的一件大好事。本来，1980年的那次高考我好赖也是能上一所大学的，但我却心高意大，差一点的学校根本放不在眼里，志愿表上留白很多。当我不得不把落榜的消息告诉家人时，父亲暴怒，母亲流泪，奶奶更是边哭边念叨：俺孩儿是不是没有上学的命?奶奶一生遭遇的苦难太多，她是信命的，但我不认这个命。我决定背水一战，不蒸馒头争口气，考出个名堂给人看看。许多年之后再来遥想当年的场景，我得承认奶奶的哭诉对我也是一种刺激。她情动于衷形于言，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对孙子的莫大激励。
后来我才知道，上大学前后那几年，家里穷得叮当响，大概是最贫困的一段时期。那时父亲还在公社做事，却领不到工资。母亲只好在家里发些豆芽，让父亲用自行车把她送到矿务局的家属楼前，卖几斤豆芽，换几个零花钱。我上大学时轻装简行，布衣布裤，整个行李还没填满一个木头箱子，那都跟穷有关。第一学期结束后放假回家，想起城里人的穿戴，就觉得自己布衣加身太寒酸，想跟父母要钱买身好衣服，又觉得张不开嘴。奶奶得知我的心思之后自告奋勇，要去跟她的儿子儿媳妇好好谈谈。奶奶怎么谈的我并不知晓，但她确实谈出了效果。于是我平生有了第一件夹克衫和一条料子裤。裤子好像是涤纶的，买回来之后才发现裤缝不直，懊悔了很长时间。
那一年我18岁，上了半年大学，成效之一是激活了我的爱美之心。
六七十年代大概是奶奶一生中最为忙碌的时期。那时父亲主要以公社为家，母亲则天天起早贪黑，给生产队干活儿。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后，做饭看孩子，缝缝补补就全成了奶奶的事情。奶奶有架纺车，我见过她盘腿而坐、轻摇慢拽的情景。后来一听到有人唱《想起总理纺线线》，奶奶的形象便扑面而来。奶奶也经常做针线活儿，但她眼睛已花，便时常唤我：勇——，快过来给我纫纫针。我见缝补好玩，就不时套上顶针学几招，后来居然也能把整条被子缝到一起了。那个时候我的“耐克鞋”是一双实纳帮的“踢倒山”，底硬帮结实，确实经久耐穿，大概那也是出自奶奶的手工吧。
在用布票购物的年代，衣服是能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但饭却顿顿得吃，这可难为坏了奶奶。因为生产队里分下的粮食大都是高粱玉米，谷子不多，小麦更少——每人每年的口粮只有十几斤。如此光景，奶奶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把一锅饭做得像模像样。家乡有句俗话，说“头一个宠，末一个娇，苦孩儿生在半当腰”。我是长孙，奶奶自然对我更是关爱，但她实在拿不出好吃的给我。如今，浆水菜黑圪条已是晋城名吃，求之不得，那是小麦面包着高粱面擀成的面条。小麦面七八成，高粱面三两成，那才好吃。但在当年，纯黑圪条几乎是我常年的主食。没有小麦面可包，高粱面就和不成团，奶奶只好掺点豆面，甚至掺点榆皮面，以增加面的黏性。那些黑圪条吃得我总是胃酸烧心，一胃酸就上头，一上头我就要给老师写请假条，说：“我今天头痛难忍，需请假半天。”待我回到家中，奶奶说，又是灼了吧?灼是晋城话，火烧火燎之意，确实形象。奶奶想要给我改善伙食，但她只能把黑圪条换成黄圪条——那是玉米面做成的面条。
但奶奶似乎不以为苦，她是经历过灾荒年的，那自然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她给我讲过许多遍过贱年吃糠咽菜的故事，仿佛是说新社会能吃上黑圪条就已经很知足了。奶奶不经意间采用了忆苦思甜的叙事套路，非常符合那个年代的教育模式，但我的胃口却不答应，它一如既往地灼着，似乎是在跟奶奶唱对台戏。
我上小学那个阶段是跟奶奶睡在一个炕上的。过完冬天，炉火停了，炉台上铺上褥子，就成了一个小横炕，有时我就睡在那里。有一次睡觉不老实，连人带被子栽到地上，奶奶大惊，从此不敢让我单独睡觉，而要把我挡在身后。上学要早起，家里没闹钟，奶奶就成了喊我起床的铃声。冬天的早上，睡得正香时被人喊醒，非常痛苦，但奶奶照喊不误。偶尔她也会失误，那时窗户通常已经发白，我边穿衣服边埋怨，奶奶就很自责，说，鸡叫头遍就醒了啊，本来是等着叫你的，不知怎么就又迷糊着了。在按时上学的问题上，我和奶奶观点非常一致，大概那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奶奶也会喊我母亲的名字，那通常是家里出了急事。有一次我见她站在屋背后，高声呼喊：晚花——晚花——你快回来。那时母亲正在不远的庄稼地里劳作。奶奶为什么要喊母亲?那天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听见奶奶的呼唤了吗?所有这些我现在记忆全无。我只记得奶奶喊叫时中气十足，高亢响亮，母亲的名字在秋风中荡漾，经久不息。
许多年之后，我才弄清楚爷爷去世的确切日期，那是1970年1月26日。爷爷讳名赵西鲁，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他过世后邻居本家来我家看望，见到奶奶，通常把她唤作鲁嫂或三婶。他们鲁嫂长三婶短地唤着奶奶，说着宽心话，奶奶也忙前跑后跟着张罗丧事，并不觉得如何悲伤。棺材起初停放在堂屋里，移棺之前，奶奶坐到棺材前，大哭一场。
村里女人的哭丧是很有讲究的，那不光是干哭，而是要在哭泣中加进诉说、数落、感叹、寄托等等词句。哭与念白交织在一起，断断续续，此伏彼起，既婉转悠扬，像如歌的行板，又内容丰富，如同一首叙事诗。奶奶是不是这么哭法，如今我已淡忘了，但奶奶哭出来的第一句却永远留在我年幼的心中：我那人呀——，你走了我可怎么过呀。后来每每想起奶奶那句荡气回肠的哭词，我就暗自惊异。我觉得后一句可能是衬句，而前一句的呼唤虽朴素浅白，却令人动容。奶奶的婚姻与爱情，她与爷爷半个世纪悲欢离合的故事，似乎已全部融入到那四个字当中了。
爷爷的丧事给父亲留下了许多创伤体验，因为他毫无准备，只得匆忙去弄棺材，买白布。为了买到不要布票的布匹，他甚至骑自行车去了趟高平，当天打了个来回。有了这个教训，父亲早早就给奶奶准备后事了。大约是1979年，父亲托朋友买了半方东北榆，找来村里村外的四个能工巧匠，拉锯锯木头，镂刻制图案，为奶奶精心打造了一副寿材。寿材既成，停放于南院的房屋里。看到那个白森森的物件，我便毛骨悚然，但奶奶却不时会去那里瞅一瞅，摸一摸。打量着那个未来的去处时，奶奶通常一言不发。但寿材的材质不错，厚度可观，看得出来她已经很是满意了。
我出生那年，奶奶整整60岁。奶奶60岁以前的人生存活在姑姑与父亲的记忆里。姑姑年长父亲十三岁，她记住的东西更多。有些事情连父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时，我便只好去问姑姑了。2009年春节，我两次去看望姑姑，与她聊天，全程录音，就是想把奶奶的那些陈年往事挖出来，存个念想。那些往事我已写过，散见在我的《过年回家》和《姑姑老了》等文章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姑姑与父亲的讲述中，我能断定的是奶奶吃苦受罪大半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她从村东头嫁给我爷爷后，爷爷那个大家庭便开始破落。此后爷爷远走河南西华县，帮人做生意，常年在外，奶奶则与那个大家庭厮守，时常要受一些窝囊气。因为贫病交加，奶奶的三个儿女幼年夭亡。生下父亲之后她再也不敢大意，求神拜菩萨，磕头如捣蒜。因为爷爷返回故里后不擅稼穑，奶奶只能独当一面，以瘦弱的身躯撑起全家老小的一片天空。或许就是这些坎坷与困顿，成就了奶奶心软面善和性格刚毅的两面。那个年代，经常有河南人逃荒进村，挨家挨户乞食要饭。奶奶受过苦，是断然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的。她把熟食拿出来，还要去盛面的缸里挖上两碗，倒进他们的布袋子里。在我的记忆中，奶奶与街坊邻居相处融洽，但她又是凛然不可侵犯的。若有好事者找茬儿，奶奶定会与他论战一番，以此捍卫一家人的尊严。我幼时好哭，被人欺负后往往哭诉回家，奶奶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指着我说：怎么跟你爷爷一样?没出息!我想那既是对我的警示，也是对她一辈子伤心之处的变相言说。
但奶奶毕竟是妇道人家，胆子很小。“文革”时闹武斗，有一天父亲背着一杆步枪回到家中，奶奶大惊失色，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居然还要舞枪弄棒。而那杆枪和奶奶的一脸惊恐，如今已成为我对“文革”为数不多的私人记忆之一。
2010年冬，姑姑也去世了，那两次录音也就越发显得珍贵。听着姑姑的讲述时，奶奶的音容笑貌就开始浮现;或者是姑姑的晚年已很像奶奶，我在她的音容笑貌中找到了奶奶的影子。
其实，上大学期间的某个假期，我也是给奶奶录过音的。奶奶与东根儿胡同的老太太聊天时，我悄悄摁下录音键，录了满满一磁带。那盒磁带存放老家好几年，后来据说被不慎洗掉了，很可惜。
这个世界从此没有了奶奶的声音。
关于奶奶的最早记忆我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分明是与几首童谣连在一起的。夏天的夜晚，奶奶通常会坐在大门边的一块青石上乘凉，青石倚靠门框处的马台石，年代久远，石面上已被磨得光滑如镜。奶奶坐在青石上，左一眼右一眼就都是赵家胡同了。那个年代，胡同里人丁兴旺，纳凉聊天者不在少数。奶奶就与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聊着，东家长西家短，陈芝麻烂谷子。我则坐在奶奶的身后，听他们闲扯。听着听着我已睡意蒙眬，蚊子由远及近，嘤嘤而来，它们的鸣唱把我从遥远的梦中拉回，仿佛魂兮归来。我胡乱拍打一下，又要沉沉睡去时，奶奶就会说，给你念个顺口溜吧?
奶奶念起来了：“月明光光，里头有个和尚;和尚念经，念到观音;观音打靶，打到蛤蟆;蛤蟆赴水，赴见小鬼;小鬼推车，一步一跌，跌得鼻嘴都是血;跟奶奶要套，没套，捂了顶毡帽就往回跑。”
这个顺口溜我已听过无数遍了，就央求奶奶讲个笑话，奶奶张嘴就来：“笑话儿笑，一骨乱套，纸衿媳妇会抬轿;抬一抬，撂一撂，撂到圪针窝，扒住圪针吃酸枣;吃了酸枣不吐核，就叫他变成个小老鼠!”
这个笑话有点意思，我清醒了，便让奶奶再来一个。奶奶开始滔滔不绝了：“圪层儿里，圪层儿外，圪层儿里头有根黄丫菜，也能吃，也能卖。——卖成钱了。钱了?割成肉了。肉了?猫吃了。猫了?上了树了。树了?水淹了。水了?牛喝了。牛了?上了山了。山了?哗哩哗啦塌了。”“骑马马，不蹬蹬。瞧姐姐，拿着甚?拿了十五个脚后跟。吃一吃，硬噔噔。”“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唱的甚?《红灯记》。好不好?也可以。”
唱完《红灯记》，奶奶的讲述通常也就告一段落了。这时月亮已升起来，明晃晃地照在地上。那里面真有念经的和尚吗?山塌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吗?堂屋的窗户上边挂着个有线喇叭，天天播着样板戏，这时已悄无声息。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后，是不是也回家睡觉去了?
如今，当我把那些顺口溜转换成文字时，它们的韵味已流失了许多。大概只有被奶奶的晋城老土话滋润过、儿话过、轻重缓急地调理过之后，它们才会变成原汁原味的晋城童谣。许多年之后回忆，我仿佛还能听到奶奶的声音。在奶奶的嘴里，它们各就各位，妥帖有序，抑扬顿挫，摇曳生姿，乡野之趣与民俗之美就那样活灵活现地丰满起来了。
我现在得承认，那便是我幼年时最早接触到的诗歌，奶奶的念白则为它们谱上了乐音。在奶奶的反复念叨中，我烂熟于心了，我也开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