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丘陵地带，一个塬又一个塬在千沟万壑间。
村庄在塬上。
莫村和达堡村之间有条沟，很深，也很宽。它在莫村南，达堡村北，各有一条土路从耸立的土崖畔长长地蜿蜒到沟底。路都向东，在沟底的一座石桥上汇合。
我家在莫村。
两村的人隔沟相望，能听见彼此大声呼喊的话。
麻石筑成的桥，单孔。桥面能单行一辆马车的宽度。桥洞跨着一条季节河，河底经常干涸，淤着龟裂的胶泥。
平日，偶尔有人走过桥，是莫村的人去达堡村，以及通过达堡村去五里外的紫坑村，去十里外的东齐村;是达堡村的人来莫村，以及通过莫村去七里外的王村，去十里外的北梁村。男人的肩上搭着一条布口袋。白布或蓝布的口袋，半尺多宽，三尺多长，两端各有一个敞口的小袋子。搭肩处用双层布，针脚密集地绗几道线，整个口袋就显得很结实了。中式的对襟上衣和缅裆裤通常没有兜。两个小袋子一前一后地贴身，似兜，像衣服的一部分。我曾见老元狗搭着口袋回村，六十多岁人，瘦小干瘪，弯腰驼背，埋了头，只顾走，脚步忽快忽慢，两个小袋子身前背后地鼓鼓囊囊，摆来摆去。老元狗当过兵，去朝鲜打过仗，几天前过了桥，过达堡村，去东齐村探望一个老战友。他到了村中的大槐树下，停了脚，和八斤叔、李二货、老继明、千恒爷几个老头儿开始说话。再后来，他从前面的小袋子里掏出一个西瓜，又从后面的小袋子里掏出一个南瓜。我和一群孩子到沟边，不干什么，也许就是为了看看桥上有没有人。远远的，我们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过桥。她手里提着两个红包袱，胳膊向外奓着，腿有点儿罗圈，包袱随着她的走动左右摇晃。从崖顶扑进沟里的阳光被阴面沟畔上枯萎成灰黑色的野草衬得更灿烂，射在包袱上，使它们像两盏闪烁不已的红灯笼。她渐渐走近了。巧花眼睛不大，眼神却好，小声而急切地说，知道吗?石柱的媳妇前些天生了个小子!那女人是石柱的丈母娘，那红包袱里肯定是疤饼，她来看闺女了。这一带，疤饼是娘家人送给女儿坐月子吃的特定食品，母亲送，姨姨送，姥姥送，妗子送，每份四五十张摞起来，几里十几里几十里地送来。疤饼面上满是凸凹小坑，像老寅虎生天花时毁了的面容。母亲说，老寅虎的脸叫麻子脸，村里人叫它疤壳脸。疤饼也许由此得名。疤饼用纯白面和鸡蛋制做，发酵后的面里掺鸡蛋，兑碱，揉成面团，揪剂子，擀成圆形薄饼，放在干锅里烘烤得滚烫的小石子之间烙成。每烙一张饼，都得用铁簸箕先盛出一部分小石子，用小铁铲摊平剩在锅里的小石子，放入擀好的饼，再把铁簸箕里的小石子覆盖在饼上。上下的小石子滚烫，瞬间将面里的水分变成热气，从石缝里冒出来，饼也就熟了。扒拉开小石子，饼两面都有小石子硌出的坑，凸凸凹凹。四五十张疤饼摞成圆柱形，用红布包了，拎着，晃动，就似阳光下的红灯笼。开春后烙的疤饼最好吃，酥脆，而且香，因为其时母鸡开始下蛋了，面里掺的鸡蛋也就多。在县医院当护士的母亲下放到莫村后当了赤脚医生，她出诊，我好奇，有时跟着。若去了有产妇的人家，我心里会藏着一个隐秘的欲望，即期望能得到一块疤饼。虽是夏季，产妇住的房间也门窗紧闭，这使屋里空气很混浊，有股难闻的酸馊味。母亲问诊时，我敛声屏气地等待，关注着那伺候月子的婆婆或娘家妈的举动。产妇一天吃五顿饭，她们做的饭，每顿饭都少不了疤饼。疤饼掰碎了，泡在小米粥里，或者用炒茴子白丝儿焖了吃。
只有在入冬前的一段日子里，石桥上会热闹起来，莫村和达堡村的马车几乎倾巢而出，汇在桥边，要争先恐后地过桥。马车上拉着大土块，过了桥，回各村，挨家挨户地卸了，供村民一年和煤泥用。大土块从一条叫喂狼沟的支沟里拉，来回那沟，两村的马车都得经过桥。他们说，多少年了，只有喂狼沟里的土块和出的煤泥耐烧，火力旺。
我到沟里玩，看几十米上百米高的土崖连绵不断，延伸至远，没在岚中，它们仿佛从远古缓缓走来一队性情温和的巨兽，累了，匍匐下来，便亘古沉默地伫立。
莫村和达堡村所处的塬比周围的塬高，歇后语说，莫村达堡，离天尺五。如此，种地靠天。
莫村有三眼井，浅的十二丈，深的十五丈。
因为有季节河，两村在沟里各修了一个蓄水池，雨季时拦截了洪水，储备了浇灌两村生产队在沟底朝阳的土地上种的菜园子。以桥为界， 达堡村的菜地在东边，莫村的菜地在西边。
达堡村种菜的是个老头，绰号“鬼旋风”。
莫村种菜的也是个老头，绰号“蔫不呆”。
村人忙碌过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后，一些农活可以稍稍松弛。麦苗在拔节，离五黄六月还有一段日子，等待的活计是麦收，是锄谷。
白日天长，吃过晚饭后，孩子们仍嬉闹着在明晃晃的街上跑来跑去。
这也是青黄不接的日子。
于是，有人家开始盖房筑墙。
盖房和筑墙是一家人谋划已久的事，一处院落两三代人居住。莫村二百多户，每年也就三五户能实行这样的事。
盖房子复杂，得备料。它需要大梁、檩子、椽子、苫板、砖、烂渣、石灰、土、土坯、麦秆、麦壳……这些东西堆在很多人家旧院的角落里，有的堆放好几年，尤其是木料。院里的榆树高大粗壮，伐倒了，主干做大梁，支干做檩子;种一片杨树，三五年就长得椽子粗细;砖的用量不大，主要用于砌地基和券门窗;墙体需用大量的土坯，一间房三千多块，三间房一万多块，五间房近两万块。秋收后，在少风无雨的日子里，总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村里的某个角落赤膊上阵地打着土坯，有点儿孤单的样子。他就地挖坑取土，取出的土干燥，得去井边挑水来，舀瓢水，一片片泼洒在土上。湿润的土铲进长方形的木框里，双手提起单杆儿的方型石锤，一下一下往下砸，砸得土面与木框齐平，然后用脚尖磕磕木框，有卯眼的四块板就散开了，裸出一块结实的土坯。潮湿的土坯得有缝隙地斜立着码成一堵堵墙，干透后使用。实际上，打的土坯要比实际用得多，风吹雨打，免不了有一些损坏;生石灰像白色和灰色的石头，让它变成细腻如膏的熟石灰，得进行淋灰这道工序。先建淋灰池，一浅一深，两个池。浅池挨着深池，留一个小豁口。豁口的下方是深池。用一块砖将豁口挡住，把生石灰放进浅池里，倒入水，生石灰遇水后立刻发生变化，开始裂变，疏松，炽热地蒸腾起白色的气雾。这时，得用铁齿耙子在池子里不断扒拉，尽量使石灰块粉碎，融于水，成为白浆。抽掉堵豁口的砖，灰浆流到深池里，在那里沉淀，水分渗到坑壁里，坑里便淤积了膏状的雪白的石灰泥。石灰泥掺土和的泥，有黏性，而且坚硬;麦秆和麦壳与生产队长打个招呼，可以去场院上弄来，麦秸和泥抹房顶，麦壳和泥抹墙壁。这些材料，得断断续续准备多年。
筑墙用带黏性的土，一层层筑，一堵堵筑，除了铁锨，主要工具是碗口粗细的圆木和丁字把儿的铁杵。圆木一丈多长。铁杵头是块半圆锥型的铸铁，安着竖杆横把。筑墙时，先把两根圆木用麻绳或荆条绑缚固定成槽，槽内填充润湿的土，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开始在土上八字脚慢慢挪步，相向而行，同时将手里的铁杵提起落下，土上便夯出了窝，一窝挨一窝，横排四个，差不多是墙的宽度。两人中，其中一人善于喊号子，他嗬唷一声，另一个人也跟着嗬唷一声。走到碰头，他们都转身，继续挪步，继续夯土，继续嗬唷。如此反复四次，一层土也就夯实了。然后，剪断麻绳或荆条，将拆下的圆木在夯好的墙上再绑缚固定成槽，再填土，再夯土。下宽上窄的墙便逐渐增高。
院落有大有小，有时一侧要连续筑十来堵墙。
宝根家的三间房几年前就盖好了，院墙却一直没筑。
因为，无论是盖房子还是筑墙，除了材料，还需要粮食的准备。
宝根二十五岁了，老大不小，在邻村订了亲，腊月要迎娶。
这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有的人家，熬了一锅玉米面煮疙瘩，下勺子，多把糊糊里的面疙瘩舀到还在下地干活的人碗里。老人和孩子就喝面糊糊，这是多年的传统。
这时盖房筑墙，能挑选最精壮的劳力，最有技术的人。谁能参与这劳动，可以管饱吃小米干饭、切糕、馍馍、面条、片汤、黄焖鸡、扣肉、丸子、大烩菜……差不多像过年时吃的饭。我觉得黄焖鸡最好吃。鸡被杀了，杀得满地鸡毛。白条鸡连头带爪地剁成块，裹了有咸味的土豆粉面糊，一块块下油锅里炸至金黄，膨大许多。十来块盛一碗，碗底垫葱花蒜瓣姜片，然后放在笼屉里蒸。蒸好的黄焖鸡骨酥肉烂，筷子夹着，有汤汁和油滴往下掉。
村人盖房子筑墙，请来帮工的人没工钱，但要管饭。请来的人，除了交情，还要看他的技能，以及肯不肯下力。这样，也就十几二十来个人能吃到饭。
能干的人也能吃，像郭有义。他四十来岁，五短身材，浓眉大眼，浓密的络腮胡子。他精通所有盖房筑墙的技术活儿。但他的饭量也惊人，三顿饭起码吃五斤粮食。表现他能吃是在丙英的喜宴上。吃丙英喜宴的人多，分了三拨吃。郭有义在第一拨就吃了饭，到村外的地里转了转，干了点儿活，回来赶上第三拨人刚落座准备吃饭。他混在人堆里坐下，又吃了一顿饭。也许那天像他这样吃饭的人还有，结果喜宴上的馍馍不够了，只好又烙了一些饼替代。
宝根家要筑墙了，郭有义肯定参加。
预计宝根家筑墙的工程需要三天，若没有积攒百余斤麦子、百余斤黍子、喂一头猪、养十来只鸡，便招待不起帮工的人。
宝根妈用扁担挑了一副箩筐奔了村南，这预示着筑墙是明天开始，或后天开始。她下了沟，到生产队的菜园子里摘菜。根据菜的多少，折算成钱，年底分红时在她家人挣的工分里扣除。
看着宝根妈的背影，我也想去沟里。
我养的蚕越来越大了，已经通体变白。
蚕刚从米灰色的蚕子里出来时像个小黑点。其时是初夏，地里的蒲公英刚长出来。蒲公英的叶脉里有白色的乳汁，是小蚕的食物。一片蒲公英叶子，够几十条小蚕吃。每天换三次叶子。蚕太小了，下不了手，得用干燥的毛笔头去粘，把它们粘到新鲜的叶子上，或再粘离皮干卷曲的叶子。当桑叶长出来的时候，蚕已蜕过两三次皮，变得像条灰色的虫子，可以用指尖轻轻拿起。蚕体是凉的。这时的蚕食量大增，也不爱吃蒲公英了。我就去找桑叶。
村里只有一棵桑树，高过房，长在寡妇纽莲家的院子里，隔着墙头能看到绿油油的大片桑叶，这样的树叫家桑。桑叶长到最旺盛时，在枝叶间结桑葚。桑葚由绿变粉，变红，变紫，是酸甜可口的美食。纽莲的丈夫死了几年了，留下她和五个孩子。她的第五个孩子小妮是在她丈夫死后出生，不是她丈夫的骨血。纽莲曾一次次地扳住门框把自己吊起来，想打掉小妮。有人说，她是金贵的相好，也是银贵的相好。金贵和银贵是哥儿俩，都是四十多岁的光棍汉。我见过他俩收工回来，扛着镢头，扛着铁锨，走进了纽莲家的院门。一般情况，那个院门总是闭着。纽莲有时出了大门，用一把扫帚扫扫门口附近的地，东张西望几下，又踅回院里，关了门。她几乎不和其他村人打交道。她的孩子大大小小，没有我的同学。
我看着院墙里纽莲家的桑叶，从不敢敲门。
有时，趁着大人们歇晌，我出村，到一块叫八亩子的地里，那里的地堰上长着一丛丛野桑。那些野桑属于生产队，归饲养院里喂牲口的老天仓管。老天仓是天生的“天老儿”，皮肤极白，太阳晒了，粉白，从小眉毛和头发就白了，在阳光下走路没深浅，高一脚，低一步，一手遮在额头上，一手向前伸着，仿佛前面总有一堵墙。他六十多岁，孤身一人，在饲养院里喂了几十年牲口，夜半去牲口棚里往食槽里加添料，不提马灯，路却走得稳。老天仓会不定时地去八亩子，巡视那些野桑的长势。野桑主要长枝条，随地蔓延，条芯木质了，是编箩筐的好材料。老千恒收割了桑条，一大捆又一大捆地弄回饲养院，有空闲时，他就席地而坐，手编各种大小用具。野桑叶小，几十片不足一把，孩子们摘叶子时不耐烦，索性连枝带叶的弄。老千恒发现这情景，会很生气，原地跺脚乱骂，像轰鸡攆狗。我摘过几次野桑叶，摘得忐忑不安，但是从未被老天仓发现，也许是他眼神不好。
在沟里，也有一棵家桑，比纽莲家的还高大。它长在桥东达堡村的菜地旁。它的旁边，还长着一棵杏树，麦子黄的时候，树上缀满了橙黄色的杏。它们被“鬼旋风”看护着。人们说，“鬼旋风”爱打人，什么人都敢打。
筑墙是件热闹的事。
仍然就地取土，深坑旁堆积起小山样的土。堆土时，要不断地往土里掺水，湿润的土用手一攥，成团，抛向空中，落地后又自然散开。这样的土就可以筑墙了。
宝根家用了十来个壮劳力，当然包括郭有义。
一群人忙碌着各种工序，测距放线，掘墙基壕，绑缚固定圆木，翻土铲土……当号子声响起一阵后，干活的人都汗流浃背。
午饭时，工地旁用砖块和黄泥新砌的两个炉子烧得正旺，柴火在炉膛里噼里啪啦。炉体未干，鼓着肚，像小土包，有裂纹的黄泥表面缭绕着湿气。炉火上坐着大铁锅，一口锅里烧开水，一口锅上摞着几层圆形的笼屉，屉里馏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有饭有菜。屉很大，两头有把柄，得两个人抬着端上端下。有的柴火是新砍的树枝，外表的青皮被火灼了，先缩紧，再冒烟，烟浓后，猛地从锅边的缝隙里扑出来，呛得炉子附近忙活的人连连咳嗽。
当笼屉里的肉香四溢时，看筑墙的人也多了。
除了筑墙的人，其他人也就是凑热闹看看而已。
老头儿们坐在不远处的土墙下。那面土墙是他们长年晒太阳的地方，依靠久了，墙上有些凹槽，人坐着，像半嵌在龛里。他们几乎都抽旱烟袋，光滑的烟杆儿上，一头是黄铜烟锅儿，一头是玉石烟嘴儿，杆儿中间系着装烟丝儿的小布袋。有人恹恹的，烟锅儿空着，有人不时与旁边的人交头接耳，烟锅儿若有若无地冒着烟。老头儿们自己种烟叶，春天时，在自家院里细细地耕耘一小块地，栽几十株烟苗，深秋时，庄稼长成了，烟叶也长成了。墨绿色的烟叶比一般庄稼的叶子大，椭圆形，如舒展的扇面。烟叶一片一片地撇着收获，还绿着，十几片一束扎好，挂在避光的屋檐下慢慢阴干。入冬后，烟叶变得褐黄，柔韧。这时的一些夜晚，晚饭后的灶火还没熄灭，老头儿拿了一束烟叶和两个小笸箩，坐在灶台前，开始撕烟叶。他把撕成小片的烟叶放进一个笸箩里，剔出叶脉硬梗放进另一个笸箩里。之后，他又从屋里一个昏暗的角落有点儿吃力地挪出一个方形的小石臼，用小笤帚里外扫干净，将撕好的烟叶放进，操一柄枣木锤子开始不紧不慢地捶打，直到它们成为丝状的碎屑。再之后，他去院里，抱回一些香蒿草。他将铁锅坐在余火未烬灶台上，捶打好的烟丝儿放进铁锅里，往灶膛里填几棵香蒿草，火就星星点点地燃烧起了。香蒿草立冬后割来，失了水气，叶脉萎缩，每株一大蓬，突显着圆圆的灰白色草籽。这草烧出的火，不文不武，能听到草籽窸窣的爆裂声，能闻到弥漫的草香。烟丝儿在锅里烘炒到烫手时，要倒入一点儿香油，再炒片刻，即可出锅了。他将炒好的烟丝儿装入小口瓷坛中，口里噙的高粱白酒往坛里喷几口，再噙了冰糖水往坛里喷几口，用白麻纸糊了坛口。把密封在瓷坛里的烟丝儿贮藏进谷堆里。一段日子后，可开封取烟丝儿了。这样制作出的烟丝儿，爽口，烟少，抽了不起痰，是一年四季的烟丝儿。
孩子们在人多的地方，在肉香四溢的地方，越发兴奋。他们围绕着工地，穿越着各种的障碍物，在土堆上连滚带爬，在灶火四周追逐嬉闹。一个孩子在土堆上攥了一团土，扔向另一个孩子，准头差了点儿，竟砸在一个站着的妇女身上。她假装生气，边掸衣服边骂什么。不时有大人朝孩子们断喝几声，孩子们害怕又不害怕，抹着额头上的汗，愣一愣，鸟散开来，跑到远处，三五成群地聚着，不一会儿，他们就又都回来了，继续欢乐，继续追逐嬉闹。
年轻的媳妇们带着孩子，小孩子抱在怀里，大点儿的孩子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她们扎堆站在一起，说说笑笑，说到有趣的事，集体突然笑，像湍急的溪水在流淌，又像一堆瓦罐在碰撞。在怀里睡着的孩子被惊醒了，瘪瘪嘴，想哭，她立刻撩起衣襟，裸出一坨丰硕的乳房。孩子的小嘴半张着，在乳房上蹭，触到一枚枣样的乳头，叼住了，开始吃奶。她们又在说什么，眼神一下一下地瞥向劳动中的某个男人，于是，又是一番笑。
姑娘们站的远一点，在她们的不远处是一帮小伙子。她们偷偷地瞄人，有人的脸颊发红。这是白天的情景。秋生说：黑夜就不是这样了，尤其是夜电影的时候。电影开演前，有电灯亮着，姑娘们一群，小伙子们一群，都规规矩矩地站着。等灯黑了，到处黢黑，只有幕布上的那点儿亮，有人就不老实了。不信，到人群外盯着，一会儿一对，成双结对地离开人群，去了那背静处。毛小说：你就是那么干吧?秋生说：你也没少干!
老太太们多在自家的街门前站一站，操心着家里火上的饭，眺望一会儿，又回院里，不见了。
几条狗围着炉子转，不断地抽搐鼻头，嗅着肉味，嘴角流着哈喇子。狗来自村西的场院。场院里面有农具、秸秆垛和粮仓。狗们平时很少离开场院，一早一晚吃千恒爷用糠和白菜煮的狗食。前一段日子马车进城拉茅粪，在过一个没有栏杆的铁道口时，火车来了，马车抢道。火车一鸣笛，一匹拉边套的枣红马受了惊，顺着铁轨狂奔，它不断地跌倒，站起，奔跑，结果还是有条后腿被火车的轮子压断了。在伺养院里，受伤的马颤抖地站在食槽边，眨巴着大眼睛。那节断了的腿扔在它身旁的地上。生产队长八斤叔和老天仓站在不远处，看看枣红马，说几句话。后来八斤叔走了，老天仓给枣红马的食槽里倒了点儿高粱玉米和黑豆。枣红马闻了闻，没吃，继续颤抖。傍晚时，大队部房顶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八斤叔呼叫：啊喂!啊喂!社员们注意了，每家派一个人，去饲养院分马肉了!分马肉了!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飘散着煮肉的香味，狗们在村里来回蹿，一只叫，几只跟着叫。
宝根家的墙果然三天就筑好了，把三间房围在里面。
到腊月的某一天，当宝根用自行车载着新娘从村北的路上一溜风地过来时，是另一种热闹情景的开始。
麦熟一晌，是六月的事。其时，杏也黄了。
麦收时，学校放假，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们都跟着大人到地里，大人割麦子，孩子拾麦穗儿。那几日，黎明出工，午饭是生产队派人送到地头的烙饼和绿豆汤。烙饼装在箩筐里，绿豆汤盛在水桶里。饭后继续干活，直到天黑。那几日，大人们挣双份工，孩子们拾麦穗，无论拾多少，收工时，一个孩子计六分工，算在他父母的工分里。
麦子刚抢收到场院上，天就阴了。
天阴却没下雨。
莫村达堡，离天尺五。
但是一场洪水却猝不及防地来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我正在院里，先是听到院外的街上有了一种声音，轰隆哗啦，像春耕时从公社农机站开来的有铁履带的拖拉机。接着，一片洪水已从大门外涌了进来，分了流，从高到低，像大大小小的蛇在乱蹿。村街上人声鼎沸，男人们的呼喊声，女人们的尖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女人们发出最多最响亮的词是“啊呀”!
水已没过我的脚，没到我的小腿上，还在往上涨。水在院中央打着旋涡，我才意识到旋涡的下面是我家的菜窖。菜窖里应该有一些土豆和胡萝卜。那是去年挖的菜窖，四五米深的竖井下，拐弯，又掏了一间小房子。我下意识地靠近菜窖，想阻挡那水。蹚着水走了几步，突然听到父亲在背后一声断喝，接着我的一条胳膊被一只大手拎住，拎得身不由己，两脚离地。父亲把我拎到屋檐下，放在窗台上。说，坐在这里，别乱跑。水火无情!
我只好坐在窗台上，脱掉湿鞋，把它晾在窗台上，看院子里的水。院中央的水已经没有了旋涡，菜窖在水下无影无踪。
父亲不见了，去了什么地方。
我下了窗台，蹚着水到了大门口。
村街上满是洪水，村街成了河道。洪水像一匹匹不断抖开的布料，波浪形地迅疾流淌。洪流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连根拔起的庄稼和树木，还有柴草、木头、铁锅、板凳、死鸡……羊在随波逐流，咩咩叫。它不再白，被水浸得土黄。墙头上，树枝上站着一些鸡，它们扭动着头，瞪着小眼看下面的水，看着看着，翅膀和尾羽奓一下，怪叫一声。狗在什么地方狂吠，此起彼伏。朝南望，我看到村中央的十字路口聚集的人最多，多是男人。那里的水深，站在水里的男人都没有腿。他们在水中移动着上半截身体，张开双臂，拦截或打捞着水里漂浮物。一个东西，上游的人没抓住，下游的人接着抓。一只猪崽儿顺流而下，从我眼前漂向那十字路口。它是活的，极力地抬着头，粉红色的鼻头在水面上忽隐忽现，一路凄厉地尖叫。它到了那些男人跟前，几个人都在水中趔趄着去抓它。最终，它被赵变财抓住了。它发出一阵更凄厉的叫声。
我又回到院里，土墙围挡着水，满院汪洋，院子变成池子。
这时，东院墙下的鸡窝上有动静。鸡窝已基本淹没在水中，只有窝顶三个砖垒的下蛋窝还高出水面。
我蹚着水，去鸡窝那里。越走，水越深，已齐腰了。
鸡窝盖在东墙下，那墙属于隔壁邻居李玉山家，有年头了，黄土变得灰白，墙头上长着当年的青草和往年的枯草，有月光的夜晚，能看到猫的影子在草里穿行。
涌动的波浪拍打着鸡窝狭窄的屋檐。在一个下蛋窝里，“墩墩鸡”正赤红着脸趴在麦秸上下蛋。它从小就胖，羽毛黑白杂间，短腿，大嗉子，走路左摇右晃，像个移动的小木墩。与“墩墩鸡”一起孵出七只小鸡，死掉一只，其他都长大。一只公鸡打鸣，五只母鸡下蛋。此时，另外几只鸡都飞落在一棵枣树上。公鸡的翅膀和尾羽奓着，“扬脖子”和“细嘴婆”则转动着头，侧脸，瞪眼看着树下的水，“芦花”和“红鸡”则用爪子抓牢了一根树枝，卧稳了，闭目打盹。
土墙的坍塌缓慢而从容。
墙的下部浸泡在水里，我以为仅仅是泡着。但是，墙头上的一些土渣土屑开始悄无声息地往下出溜，窸窸窣窣地落进水里。接着，一堵墙头开始偏离整面墙，渐渐倾斜，越来越斜。斜的过程中它忽然晃了晃，便慢慢委顿，矮下来，上部的干墙瞬间坍塌，拍进水里，不见了。没了墙的阻隔，邻院的水涌过来。然后，一堵墙挨一堵墙地开始这种情形，不一会儿，几堵墙在水中销声匿迹。
鸡窝上的墙头上已开始落土。我仰着头，盯着渐渐倾斜的墙体，伸出一只手去够探下蛋窝里的“墩墩鸡”。摸到了它的翅膀，抓了，拎出来。“墩墩鸡”在我手里扑棱着，也许是被抓疼了，嘶哑地叫，引得树上的公鸡也叫。这时，我瞥见麦秸上有一枚鸡蛋，又伸出另一只手，探过去，拿了它。鸡蛋温热。我抓着鸡，拿着鸡蛋，盯着墙，尽快后退。退出不远，那堵墙就在面前轰然坍塌了，墙头重重地砸扁鸡窝，而后一起消失在水中。
当我抱着“墩墩鸡”坐到窗台上时，才发现院子的围墙基本都没了，西边的没了，北边的也没了，房子显得孤零零。侧侧脸，还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家也没了围墙，眼前豁然开朗，看到很多人家的房子，有李玉山家的房子，有郭灵保家的房子，有武玉珍家的房子，有王富全家的房子……所有的人家都在一个大院里。
我坐在窗台上胡思乱想。
李玉山家的成分是地主，大队部的楼院曾是他家的祖宅。迄今为止，楼院仍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里外两进四合院。外院有大队部、治保室、代销社、门房;里院有三年级的教室、卫生室、仓库。仓库占据里院正房的绣楼。李家的祖上有人闯关东，据说挖到八两的人参。八两为宝的人参放到一口棺材里，冒充去世的老人才带进关内，卖了大价钱。这钱盖了楼院，特意盖了两层的绣楼，但李家只生儿子，所以那绣楼始终没人居住。再后来，楼院归公，李家后人搬离楼院，像大部分村人一样盖了土坯房。李玉山家在我家隔壁，一个儿子叫金虎，低我一年级，下了学就回家，凡人不理。李家人只要进了院门，随手就把门关严了，所以我从没去过李玉山家。也许真是因为成分不好，李家人总得低眉顺眼地做人。
父亲和母亲一起回来了。他们都光着脚，挽着裤腿儿，衣服上满是泥浆。父亲说，洪水从北齐村下来。母亲说，难道北齐村比莫村高吗?父亲说，那里有个水库。水库决堤了。也许水库高。母亲说，听说这场洪水紫坑村最遭殃，有不少房屋倒塌，冲走了家产。父亲说，村里人说，赵变财的名字起得好，这次他发了财。捞的东西最多，有檩子，有柜子，有一只死羊，有一头活猪。他们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看到他们的脚，我才意识到洪水来得迅疾，去得也迅疾，院里已没了洪水，只有泥浆。
我放下“墩墩鸡”，从窗台上跳下来，赤脚朝外走去。
母亲说，你去哪儿?别乱跑。
我说，不去哪儿。
实际上，我想好要去哪儿了。
我到了沟里。
洪水到了村南，将下沟的路当成泄洪渠。由于坡陡，水流更迅猛，路被冲得面目全非，好几处的路面断了。选择高的地方落脚，仍然一踩一脚泥，还打滑。
沟里和我想象的一样，很寂静，没有人。大人们都在沟上忙。
事后我才想到，隔着深沟，洪水只淹了莫村，并没有淹达堡村。
但是，那天的沟底，除了我，再无一人。
我直奔沟东，奔达堡村的菜园子，奔菜园子旁边的那株桑树和那株杏树。
我先爬上杏树，坐在一个树叶浓密的枝干上，随手摘了几个杏，大口地吃，饱满酸甜的果汁果然让我心花怒放，自己对自己笑了好几回。这时，我有点儿后悔来得太匆忙，赤手空拳。我只好把上衣塞进裤腰里，从脖领上往进放摘的杏。
沟里极寂静，偶尔飞过一只灰喜鹊，灰扑扑地掠过崖壁，有阳光照它，就在黄色的土壁上映出淡淡的影子。核桃鸟比核桃还小，轻巧地在枝叶间跳跃，不细看，以为它就是一片叶子在晃动。当一只石鸡突然在半崖处大声地聒噪时，我摘的桑叶和杏已没地方放了。
我又爬上桑树，摘了叶子从脖领处往衣服里塞。
从树上下来后，由于衣服里塞满了桑叶和杏，肚子鼓胀，我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怀孕的女人。
摘桑叶和大黄杏的过程中，始终没看到“鬼旋风”的踪影。
我挺着肚子回家。进村后，尽量躲避人，绕路走，溜着墙根走。洪水过后，街上满是泥泞。少有人在街上，村里冷清了许多。我猜，很多人在家里忙，或者在地里忙。地里有不少庄稼倒伏了。
当我走到一处三间房时，愣住了。它是宝根家的房子，前一段日子好多人围着它热闹非凡，为了筑墙。灶火燃烧，夯声铿锵，肉香四溢，欢声笑语，新墙筑得整整齐齐，散发出清新的土味，一切都历历在目。但此刻，只有寂静的三间房，新筑的土墙荡然无存，仿佛它从来没存在过。
脚下是湿滑的泥泞，有点儿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