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做两个梦。
第一个，周围一片漆黑，唯独天空一轮弯月，大如轮船，且有鼻子有眼。鼻子是那弯钩鼻，眼中有邪气。它从天空向我逐渐逼近，以恶毒狰狞的笑向我逼近。每次我满身是汗地从梦中惊醒，无一例外满脸是泪。我伸出手，一把摸到身边的妈妈，再也不撒手了。
另一个，妈妈默默地收拾东西，从鞋子袜子到木梳衣服，一一收拾好了，放入两只筐里，挑起筐就走。我跟在后面哭着喊：妈妈!等等我!
她头也不回，很快消失在一团雾气里。
我自然是真哭了，且哭醒了。妈妈伸手将我搂进怀里：“做什么梦了?”我不说，只是哭，一边哭，一边将她胳膊枕在头下面，又伸手搂紧她脖子。
我这样黏着她，实在是因为除了她，似乎再没有可依靠的人了。我黏着她，还因为我眼见她受苦，即使我将看到和听到的全部写出来，那也只是她所承受的生活很小的一部分。
她有病。关节炎，颈椎病，腰腿痛，风湿病，慢性支气管炎。这些病不分季节缠着她。她生过四个孩子，这个家庭对她在月子里潦草的照顾、繁重的农活与沉重的生活负担，以及来自丈夫的打骂，是她这些病痛的根源。然而这个孱弱的妈妈依然是我们的依靠。
以下场景在我的童年经常出现：妈妈不吃不喝，将自己裹在冰冷的被子里，连同流血的伤口和黑紫的淤青。她侧脸朝里，一只手垫在脸颊下面。我蹲在床边，守着她，不说话，不离开。
隔壁的大奶奶来了，她拉着妈妈的手：“看在孩子的份上，起来吃点饭吧!不吃不喝，身体受不了哇!”她哭：“大娘，要不是看在孩子份上，我早就死了……”
每到这时，到听到“死”这个字，意识到我曾经面临“妈妈死了”这样一种现实，想到隔壁孩子不说出来、可是脸上俨然一副“你妈妈死了”时的同情样子，我心底暗藏的不安与恐惧便涌了上来，我哇哇大哭，哭得撕心裂肺，甚至哭得要背过气去。
两天?三天?妈妈终于下床了。
几天不吃不喝，她脚下的步子都在打飘，扶着床边摇晃了几下才站稳身子。我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一回头看到她向我走来，那双红肿的、然而任何情况下都温柔的眼睛看向我：“饿了吧?我现在就做饭。”
也许妈妈就是被那句“你不起床孩子们都得挨饿”这句话给说动的，她不会让我们挨饿，她不可能死，我们不可能没有妈妈。这样想着，我就开心起来了。
妈妈起床这件事，于我是一件大事。妈妈起床，意味着她好起来了，那些伤心事已经过去了，她又开始忙里忙外了。她笑眯眯地照顾家人，给圈里的猪和鸡喂食，照顾猫狗，打扫家前屋后的卫生;她忙忙碌碌去菜地里拔来青菜掐来小葱，给我们摊饼吃。
我跟着妈妈。只要不用上学，妈妈到哪我就跟到哪，我黏她，爱她，但是“爱”这个字，我一次也没有跟她说过。或者说在我长大成人之前，我羞于表达，我也并不懂得爱究竟是什么。在我当时，心里只有胆怯、惊恐，以及对这个孱弱妇人无与伦比的依恋。
我并不晓得,这一切其实都源于爱。
村里所有人都看到她受的苦遭的罪，可日子再难，她也没想过离婚。以当时的村俗和观念，“离婚”是个不能提的词，只会令她和娘家人蒙羞。她妹妹来看她，也只是陪她掉眼泪。她也会一次次往娘家跑。她拎着小包，带着我，急匆匆往那个叫西岗的村子赶。那条路真长啊，我走累了，她有时抱着我，有时搀着我的手，不停鼓励我“快到了”“前面就是”。从太阳刚出来走到近午时分，终于看到姥姥家的房子了，我听她和熟识的人打招呼。
姥姥拄着拐杖站在门口，似乎早就料到妈妈会来，因此一早上就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她迎上来，眼睛盯着她女儿，用糯软的嗓音同我们说话。直到这时，妈妈才松开抓了一路的我的手，将她作为女儿的手伸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我想，姥姥家所有人都知道妈妈在什么情况下会回来，他们看着妈妈的眼睛和脸，看着小哑巴一样的我紧贴妈妈，他们从我们母女二人的神色与动作中就已探测到了;或者说，他们早已掌握了规律：如果过得好，哪个女人会独自带着幼小的孩子，在一个平常无事的日子里往娘家跑?
回家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哀伤。
妈妈坐在姥姥床边，舅舅舅妈和四个姐姐哥哥围坐在四周，他们几乎连简单的寒暄都已省略，很快进入了主题。
首先开腔的是舅妈：“他四姑姑(妈妈排行老四)，今天怎么有空来啊?俊儿也没有上学吗?是不是有什么事?”
妈妈还没有张口，就先哭起来了，姥姥见妈妈哭了，也跟着哭起来。这种气氛很快传染给了屋子里的其他人，只有我除外。
妈妈哭着，说着，控诉婆婆的冷漠丈夫的坏处。而当她说“要不是看在孩子份上，我早就死了”时，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了。
每当这时，我就满脸滚烫浑身难受，除了姥姥看向我的泪眼里依然充满怜爱，其他人的目光在我看来就是刀子，他们非常默契地剜着我，剜着同那坏男人有血缘关系的女孩。按照那时我的理解，我是有罪的，因为我和他同一个姓，模样儿也像，他总是以父亲的身份炫耀小女儿的优秀与懂事，全然不顾我深深的耻辱感;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打了眼前这些娘家人的女儿，使她受苦。如果没有人开始另一个话题，我将一直在受刑中，是我的父亲害了他们的女儿，因此必须让我替他接受惩罚——这理所当然。
我很早就体会到什么叫“如坐针毡”，当我上了中学，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躺在词典里，居然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在这极度尴尬又郁闷的气氛中煎熬着，但又希望他们对父亲的责骂能缓解妈妈的疼痛，哪怕神色中真的暗藏对我的鄙视。毕竟父亲太坏了，娘家人骂得越狠就代表他们越正义，就表示对妈妈更关心，妈妈就能好受一点。我就这样羞愧难当又暗自安慰地听着，想着。直到他们说累了，有人找舅舅拿药(舅舅有治人被狗咬的药)，舅妈起身去做饭了，两个姐姐各做各的事了，姥姥擦擦眼睛，打了个哈欠，她将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又说了一遍：“忍忍吧，要不怎么办?”
我站起来，去拉妈妈的手，像拉一个被温暖话语遗弃的孤儿。我知道，舅妈的饭做好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顿饭，我们，我和妈妈，就该回去了。
天将黑时，妈妈才带着我跨进了院门。妈妈关上厨房的门，将小舅配置的中药倒进锅里，据说它可治她的各种新伤与旧疾，因此她奉若至宝。我跑过去，往锅底添火，火苗舔着锅底，不一会儿锅里的中药烧开了，再改为小火烧几分钟，直到苦涩的药味越来越浓，这才灭了火。
妈妈拿来一个蓝边白瓷碗，倒上满满一碗举向嘴边，我的嗓子眼顿时紧了起来，肠胃都在痉挛。她仰起脖子的瞬间，我闭上了眼睛，只听得咕咚咕咚的喝药声，等再睁开眼，蓝边大碗里只剩下点黑渣子了。
我们冒着雪，将药渣倒在屋后雪地上，等着路过的人踩在上面，将喝药人的疾病带走。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床，踩着吱呀作响的雪跑到那条路上，我在药渣上踩来踩去，直到白色的雪被踩得肮脏不堪。
关于她的不幸我见得太多了。见得多了，就难免在同情之外生出点麻木来，犹如鲁镇的人对待祥林嫂。她走在路上，向认识的人诉说她的苦处，希望获得旁人的同情与援手，可惜她并不懂得廉价的同情一文不值，恶意的话语传播却对我们造成了次生伤害。我经常遭遇的是这种晦暗难熬的时光：我站在喋喋不休的她与兴味盎然的听众中间，望着远方长长的路途犹如灰暗无边的岁月，匆匆而过的行人看着我们母女无不施以深深的同情，那些关于她遭受不公的画面描述与旁听者的怜悯神色，总让我感到强烈的羞耻与愤怒，悲哀地感受到生活对一个孩子的撕裂之痛。
然而这并不是一位真正能拿得出刻骨之恨的女人，她的恨太软弱了，不但软弱，还很能自圆其说。比如她会把父亲出轨的事怪罪到第三者身上，是第三者勾引了他，“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经不住勾”等等。经过这样一番自我安慰，尤其是父亲有了一点好脸色，她心里对男人的恨意就消弭了。
每天早上，这个曾被男人踩在脚下凌辱的女人早早起床，去小锅屋里做早茶了。她将两个鸡蛋敲开，蛋液滑进大碗里，然后冲进热水，放糖，用筷子搅拌均匀，放进开水锅里，大碗开始在锅里咕咚咕咚响。炖好了，她将碗从热锅里端出来，用毛巾包着边，端给刚起床的男人吃，看着男人接过碗筷，一阵稀里哗啦……
但凡家中做了点好吃的，她总会挨个派吃派喝。到了父亲那里，他要么一下接过，要么极不耐烦地说：“你要不吃就倒给狗吃!”她依然谄媚地笑着，一点不生气。下次依然如故。
就因为这，让父亲经常指着她骂：“你看看你这样子，真让人恨铁不成钢。”
是啊，她确实太不争气了……
她不争气，因此我要替她争气。我从小学读到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为这，使她成为很多母亲羡慕的对象。提到谁家的孩子最争气，村里女人们会不约而同提到“李善娥家的小女儿”。
我无数次回忆起进城上师范的那天上午。她将我送到桥头，拉着我的手，拉得犹犹豫豫，就像欲言又止的话语，直到后来她松开了手。她说：“认真学哦。”就是这句“认真学哦”，成为我青春时代一句永恒的存在，伴我走上漫长多变的人生旅程。
她松开了手，意味着我将独自向前走，我走几步就回一次头，阳光刺眼，她始终站在桥头，像一尊塑像。
后来，我越来越怀疑我是不是真的为她争了气。每个月底，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妈妈面前，她的脸上总闪过一丝愁苦，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生活费”，这个词令我难过、愧疚、窒息，更令她不安、烦恼、焦虑。我想在我没有回来的这一个月里，她应该每天都在想着这个词，想着她的小女儿快回来了，得抓紧时间想法子，不能让她空空手地回去;想着怎样从鸡屁股里多抠出个鸡蛋，怎样将粮囤里的米卖掉，怎样去帮人家干点苦活，插秧摘棉花什么都来，怎样把一天掰成两天干活，把一分钱掰成两分用。
家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她实实在在的负担。似乎她生儿育女不过是在还债，可这债是欠谁的呢?我们的吗?
那些夏日的晚餐之前，母亲照例要一个人关上门，关上灯，面向墙壁跪在一个旧棉垫子上，虔诚祈祷，几乎所有祷词都指向几个孩子，她用热情急切的语调诉说一位母亲的心愿，祈求某种巨大的力量可以带走这个家的贫穷和痛苦。在那半个小时内，院子里充满她激昂的声音，久久不散。
我站在走廊东边的廊柱下，那里暗得很，没有人能看到。抬头看着黑暗中的星空，那里藏着一个神秘的我所不知的世界，母亲正在对着这个神秘的世界说话。她看到了什么，这个世界听到她的声音吗?又是如何回应她的祈求与愿望的呢?
不知多少次，我想问问她，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她如此虔诚，生活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哪有什么无所不能的力量?世上那么多受苦的人，人人都向他讨要好处，他哪里爱得过来?不过自欺欺人罢了。所以，当我听着她的祷告，心里反生惴惴，如同即将遭遇世界末日一般。
屋子里的灯亮了，妈妈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每次祷告她都会哭，但是她走出来的时候都是笑着的。
现在还记得，我结婚那天，从起床开始，就没见着妈妈。
“妈妈呢?”我问每一个见到的人。
“在外面忙了。”她们说。
过了一会，我又问。她们还是同样的答案。
直到接亲的队伍在门外炸响了鞭炮，结婚行李被拎上了车，直到哥哥和我吃完分家饭，摄像的人喊“妈妈呢?拍全家福啦”，所有人都没见着她。
我开始不安，隐约知道她为什么不见了。我坐上车，鞭炮在响，我还在等妈妈，可直到车子“轰”一声载我离开，都没见她的影子。
第三天回门日，我回到家中。她从屋里走出来，走过她侍弄的小花园。从我孩提时期，那里一年有三个季节都有蓬勃的花朵绽放。她向我走来，眼睛红红的，但她笑着，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也笑了一下。她拉着我的手来到我住过的房间，我们在床边上坐下，互相看着，却说不出话。
那一天午饭前，大姐对我说：“你出嫁那天，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哭，从天亮哭到天黑，一口饭没吃，劝也劝不住。”
我说：“你出嫁那天，搀脚姑(伴娘)撑着伞将你带出大门后好久，妈妈才出现，她也在厨房哭吗?”
我们都在想，妈妈她在哭什么呢?舍不得身上掉下的两块肉就这样交了出去吗?她满心祝福却又忧心忡忡，她经历过婚姻的苦痛因而无比害怕同样的不幸降临到女儿们的身上吗?我突然想起她有一回在黑暗中的祷告词：
让所有的痛苦都远离我家，让家人健康平安;哪怕不幸降临到我一人头上，给我三女一儿好日月吧……
结婚之后，我回家的身份就变得不同了。我自觉已是娘家“泼出去的水”，因而最初几次回家都觉别扭。妈妈变得客气了，她给我添饭夹菜，却不让我洗碗扫地;她小心翼翼问我过得如何，分明处心积虑，却装作漫不经心。但那时我对于婚姻生活并不见得多大把握，经常语焉不详。更有一点，我一贯报喜不报忧，假若无喜事可报，母女二人就坐在那里，很长时间地沉默。
每每这时，妈妈总会轻轻叹口气，但气叹出一半，又觉不妥，生生收住。我自诩懂得她，而她却并不见得懂我，于是她就从我的神色中观察我。
那几年，我连续几件事皆不顺心，但从未跟她说过片言只语。我不说，她也不敢问;如果问了，我就会扬言“不要问东问西，不然我立刻就走”，有一次我果真说到做到。至今我记得那次妈妈只是劝我趁现在年轻，再生个孩子。
生儿生女这件事，是我心头大恨。因为生女儿被婆家嫌弃，女儿白受了几年罪。但凡有人跟我提生孩子，我必反目，亲妈也不例外。这件事让妈妈得知我的“厉害”。
一个生了四个孩子、却并未得到生孩子好处的女人，不断劝说女儿生孩子，大概生儿育女这件事，在她这里是作为一种使命存在的，是必须为之的大事。有一次我反唇相讥：“生生生，你生了这些孩子，哪个是你想要的?”
她淡淡一笑：“哪能要什么有什么，来了就是命。”我听了，良久说不出话来。
她确确实实老下去了，像流过很多地方的河水，过长的路程渐渐消耗掉她的力气、肉身与精神。记得在我读师范时，她还是比我高的;当我结婚几年后，她站在我跟前，就要略微抬头同我说话了。在她72岁这一年，她的身体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做了颈椎手术。手术过后，她突然就矮下去了，和我说话，她得仰起头才行。
手术之前，颈椎病与腰椎病带给她的不便已经非常严重了，加上治疗不当，她的腰病雪上加霜。那次回家，我看到她从走廊的椅子上起身，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站稳，然而腰身还是费力地弓着。接下来开始慢慢地找平衡，把身体重心转移到右腿，左腿小心地迈出一小步;再停顿一下，将右腿靠过去，接下来左腿再迈动第二步。与此同时，两只胳膊在身体两侧弓着、舞动着，配合双腿协调着身体的平衡……
那一幕真让我心如刀绞!想起小时候，在那条通往外婆家的小路上，她身形挺拔健步如飞，我拖拖拉拉紧随其后。往往是跟了一段路后我便气喘如牛，于是扯着她的衣服不肯再走。她转身牵起我的手，将哄了无数遍的话拿来再哄我一遍：“快了，快到了!就在前面。”我若不听劝，她便将我抱在怀中走一程。那时的妈妈年轻，姥姥还在，她奔赴的是她作为一个孩子的靠山。
几天后，我将她带回新浦治疗。车到医院停车场，突然下起雨来。我拉开车门，她缓缓起身，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却无力站起。我双手托着她胳膊，费了大力气才将她从座位上扶起，然而下车却是一件麻烦事：她伸出左腿，脚尖点地之时，我全力撑起她的重量，让她得以将右腿放下来;到两腿齐齐站到地上，背却是弓着的。我们在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她似乎想减轻我的负担，将我托举着的胳膊向上耸着。我提醒她：“不要把胳膊抬得这么高，这样我更吃力。”她便听话地将其放下;但不多久，又不知不觉耸了起来。想起在我的幼年，她多少次将我背在背上，抱在怀里，我睡得那样沉，那样坦然，从未想过我是她的负担。
那天从医院回来时，她被折腾得一身汗，因行动不便，我为她洗澡。
我替她脱衣服，先是毛衣、裤子，接着衬衣衬裤，等脱到内衣裤时，她有点拘谨，像个女孩扭扭捏捏的，她说：“我自己来。”我说：“我来，您不要动。”
她坐在小椅子上，像我年幼的女儿，乖乖的，等着大人给她洗澡。
自从我上了初中后，我们就没有赤身相对过。我逐渐饱满的身体是她所陌生的，而我对她身体的印象还停留在儿时记忆里。那些噩梦醒来的夜里，我伸手摸她，摸到她的胳膊、乳房、腰，摸到脖子、脸、耳朵，她的身上香香的，因为体虚也经常汗津津的，我一边嗅她身上的味道一遍遍摸着，恐惧和不安就在抚摸中雾气一般消散了。
此刻，水从她的头顶淋下，我轻轻搓着她绵软稀疏的头发，抚摸头发下那一块块沉睡的伤疤。我有点难受，问她：“疼吗?”
她笑了：“哪能疼这么多年。”
氤氲的水汽中，我一遍遍抚摸那些无知觉的伤疤，那些已被岁月和主人遗忘的疼。
这种疼，从我在她身体内孕育那一天就开始了;待我出生，她抱我在怀里，一遍遍逗我笑;她在昏暗的灯下讲她过去的故事;她教我读家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她被打了，我陪她哭;她带我回姥姥家，我们一起走那长得不到头的路;她在黑暗的屋子里发出哀哀的祷告;在我出嫁的日子里她躲起来哭;她为我带女儿，给我讲女儿离开后，她夜夜伸手去摸身边空出的位置……
那些被她亲历过的疼，于我此刻无非只是电光火石般地路过，毕竟，我们只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我不太懂她的疼，也不太懂得她。每当因见多不怪而心生厌烦，几乎不能提供耐心的陪伴与倾听，而她并不因此有丝毫的改变，自始至终地疼爱与付出着。她身上和心上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伤疤，似乎皆在暗暗提醒她的亲人们做过的蠢事。
“把水关了吧。”她朝我讨好地笑着。发现我突然冒出的眼泪，她的眼眶也红了。在这间小小的浴室里，并无具体内容的泪水，让我们看起来更像对惺惺相惜的母女。
或者，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