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择。黑暗顿失之后，一个人以为他的前面一万条路都是光明大道。退到今天来想，如果他能犹豫一下，回到他喜欢的中国古文中去，无论多么迂腐、无见地，也能在温暖的书房里度过终生。但是到了一九九六年的十月四日为止，他一直做了四十八年警察。
我是警察的女儿。这是刀斧都不可更改的事实。
他像一个警察吗?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爸爸走动在一个下午，他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拿着钥匙，在开办公室门锁的时候走了火，子弹打到地面又反弹到墙壁。我妈妈说，弹洞一直都留在那栋日本人建的房子里。妈妈说到这件事，爸爸往往不插话，只是笑。这不是光彩的经历，他也这么想。那房子在九十年代拆掉了。我没可能被妈妈领着去看那遗迹，那可能是他一生中创造出来的唯一弹痕。
他把一双脚踏到暖气片上，穿一双红的毛线袜子。他在那里念唐诗，用一种奇怪的声调，是私塾先生的调子。他回忆说，一位先生曾在他的作文背后批语：汝子可教也!这批语成为他一生中读书的一贯动力。他念唐诗的动作永远定在那种不宜出门的北方冬天。
我长高了，遇见他以后总想逃跑。他让我背杜甫的诗。他说：“两个黄鹂……背吧!”我盯着窗外的榆树。黄昏时候的麻雀在树枝上跳。我一点也不觉得杜甫的诗写得好，飞快地背完了就跑。
那些榆树长得太疯狂了，挡住了两个房间的阳光。每到一个星期天，他都会说：“我要修修那些树。”他把很小的体力劳动都看得极其沉重巨大。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深深惧怕具体困难的人。他终于全副武装地上树了。在那条警察牛皮腰带上别了一把斧子，身上缠了麻绳。我们都小，扬着脸望着砍树的英雄。不到二十分钟，他哎声叹气地下了树。树枝并没有明显减少，太阳还在树后面。他的肚子上划了一条长血痕，马上涂药水，马上喊疼。我的爸爸是个不敢上树，不会使用斧子，被针划了也喊疼的人。一九九六年，他躺在医院里，医生对我说，他的痛疼神经极其敏感。
我站在一九九六年的医院里，它黑沉沉地压在头顶。我向着过去想：事情只有从每个生命个体的角度去理解，才变得有意义。
在读小学的时候，还没到放假，我的课本已经前后都丢了几页，我把书都念飞了。他说，我的姑娘是吃书的。他格外爱惜书，是我和他的最大不同之一。他的书都要包上书皮，使我们为了拆开来看看封面上的美妙图画都很吃力。他喜欢买《桃花扇》、《西游记》这些连环画。“文革”的时候，一页页烧掉《西厢记》的时候，他脸上的神色我还记得起来。冬天，他买回来鞭炮和年画。他选画的标准是要有一轮黄白色的满月。
有一年，爸爸伏在收音机前面，听收音机里朗诵白居易的《瑟琵行》，一边听一边流着大人的眼泪。
曾经有很多年，我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那样小心谨慎?
讲一切话，他都极其小心。那些言论到大街上去喊，都没人听，但是他要用最隐秘的低声。他把我拉到最近，首先说：“旁边没有人听吧?咱们小声说……”我不明白，天下有那么多机密的事情吗?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和回避别人?但是，那已经成为了他这个人的习惯。
在最后的日子，已经不会有新的灾难再降临到他的身上。我们都默不作声地望到了他不远的尽头。他还是要把我拉到他的枕头边上，认真又神秘，他说：“一个人还是不能没有钱……”
我知道，他不是指他自己。他是在提示我。
爸爸，全世界的人听了这话都会大笑，说那纯粹是一句废话。但是，我听了是多么吃惊!我的爸爸，是一贯以谈钱为耻的人。他把他一生说不出口的话告诉了我。只有他的女儿才能明白，那是他透露给我的、他经过了一生才明白的一个巨大发现。
我望着他永远都明澈的大的眼睛，对于我，它比任何水都洁净纯清。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大的明澈。在我们两个之外，那眼睛连最简单的事情也看不穿。
我的爸爸，他把终生都交给了大雾蒙蔽之夜。
他总是很茫然。在想去上班之前，他不知道该不该把枪挂在皮带上。我们一起说，你怀里带着枪，正是为小偷预备的。他笑了，把那个铁家伙从棉衣下面掏出来放在皮包里，是别人盛饭盒、装工作服的那种包。我们说，别走了火。我弟弟大了，会帮他检查保险栓。然后，他慢悠悠地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