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大洪水一样漫上来。人没有可能选择去做一座最高的石头山峰。人只能跟着要命的水去走，去流落。是不是遭受到苦难，又属于纯粹的个人感受。从来没有谁能替人受难。所谓的宗教故事，总是创造出解救、代替众人的理想角色。耶稣竟然在被钉上十字架的路途中还平静地说，会有人因为他的受难而得到福。我不相信这个，人连自救都不可能，怎么敢奢谈救它。
我完全没有答案。我认为人的手永远碰触不到答案。我们只能做一个被动的领受者。
二
大雪弥漫的天气，长途汽车站的泥房子门口挤着很多农民，寒冷使他们都穿成了黑棉花包。在谁也没料到的时候，长途汽车居然出现了，是敞篷的解放牌卡车。在车头上，相当于鼻子的位置，挂了一块油污的棉布“口罩”，防止发动机被冻。大救星一样护住了鼻子的汽车终于被等来了，人们一齐拥上国道。快乐使每个人的嘴巴都变成了喷白汽的小烟囱。人们迎着汽车跑。车在国道上甩了一个大弯，人们也随着甩一个大弯。汽车还没有停稳，已经有人抓住车厢板翻进去。所有的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解放牌卡车塞到了“登登”地满。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扣住了车厢后面附加的两条铁链，它们起着加高车厢后板的作用，为防止有人被汽车甩下去。司机扬起棉手闷子，抽打车厢边上的人，让全车的人都蹲下，以降低重心。汽车牛一样哼着，向着县城开了，呛着冒烟雪。车尾的人一律用胳脯绕住抖动的铁链。这是满车兴高采烈的人。在这种天气，能有长途汽车已经是奇迹。满车的“棉花包”挤在一起，很快也冻透了，全身没了知觉，只有高兴还像火炭一样在。
如果这种时候有人站在高处说，看，那一车的受难者!全车的人都会否认。他们抄着袖子，吸着鼻涕否认说，那才是扯淡呢!前屯后屯，缺眼睛的、少腿儿的、心口窝见天都疼的才叫受难;才刚儿，没挤上车的那些人，冻麻了爪，没办法“家去了”的人才叫受难。咱，这是享着福呢。
我也曾经挤在那种解放牌卡车上，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个人，只是一些被搬运走的东西。这种东西唯一的与众不同是，还会高兴。汽车开进县城，人们跺一阵脚，就舒通了血液，可以迈步走了。县城有商店，有大铁桶架在过道里让人烤火，想买什么就有什么。这怎么是受难呢。
九十年代，我几次见到从中国内地运往香港的生猪专列。我们当年想进一次县城的恶劣处境远不如那些猪。它们还可以直立，还有空间走动。南方的气候到零上十度已经是遇见寒潮了。当年，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中，和我搭过同一辆解放牌卡车的农民，把头集体歪转向南方了，他们不会赞同我这样去类比。他们说，提猪干啥!猪再自在，好日子也到头了，净等着到香港去挨一刀吧。他们坐在自家的火炕上，灶里是整棵树，前半截是火炭，后半截支在屋地上，还挂着干叶子。他们活得很好，没有什么苦难。
农民最大的苦难是吃了亏。我听说一个知青和一个农民搭伴儿，骑着车子去公社办事儿。突然下了雨，乡下的土道很快泥泞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只能扛着车走。那段路起码有二十里。两个人心疼脚上的塑料鞋，它们很快会在泥里拧坏。最后，两人把鞋脱下来，藏在庄稼地里，还留下明显的记号。三天以后，再回来寻找藏鞋的地方，它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一双鞋一块多钱，这是吃了大亏。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恶狼一样，终于想出了补救损失的办法。他们拐进一个屯子，知青在柳树毛子上拎走了一件半新的湿裤子，农民顺手拿了一把飞薄刀刃的小镰刀。丢失塑料鞋的痛苦立刻被抹去，两个人乐滋滋地回了家。
有相当多的人，非常愿意接受遗忘的覆盖，像大地绝对不会去反抗云彩，他们只是承受，然后忘掉。车轮辗转着向前走，他们像车胎一样不去感觉。
三
一直，我都有一种预期，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被讲述出来，像萨特的《占领下的巴黎》，它可以提示中国人找到没有想过的角度。日本人和德国人在种族上有极大的不同。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写出萨特文字之中的复杂，也没有讲述出中国人所遭受过的杀戮。起码，没有人写出在日本兵刺刀下连吃大米也是一种犯罪，那是昔日居住在中国东北的人们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