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满州国”警察厅门前，现在还保留着残断的“围栏”，那是一些低矮的石墩，胖乎乎地有点憨笨可爱。石墩之间用装饰性的铁杆连接着，它们多数都在日本人战败之后的漫长时间里被破坏了。没法儿想象，警察厅并不是戒备森严，“围栏”竟和儿童游乐场门口设置的石头凳子差不多。我问当年的老人，鬼子怎么可能不修筑高墙?在这种要地，不可思议。他们一点也没有我的疑问，反而圆睁着眼睛问我：“有哪个中国人敢靠近那种地方走?”
苦难像大水一样临头，中国人默默地忍受。老舍的手里，到最后一刻也有纸也有笔，但是，他没有留下一个字就自沉于水中。
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于书写和编织忧愁。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忧愁才更接近于美好的境界?而苦难太具体，太惨烈，太形而下，是中国的人所不屑于写的。好的、愉快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要去寻找不愉快?
四
苦难有着多么大的余地!它几乎没有遇见过这样宽阔无阻的盆地，洪水没有理由不肆虐。
有数不清的无知觉者，又有数不清的能埋藏平息掉疼痛的人。在这种时候，派什么人去受难，还成为问题吗?
苦难像最美丽清澈的溪水，欢迎一切人拿他短促如草的生命去泅渡。
五
偶然地，我翻到一篇小说，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大冈升平。我看它更接近一篇纪录性文字。其中有一段关于是不是开枪射击一个突然出现在日本人视线中的美国兵的描述，他写出了当时的犹豫和对自我的心理分析。可以想象，一个外形委琐的日本人，端着枪，躲在暗处，对于战事懵懵懂懂，对于战争的输赢胜败完全没有判断力。他只是端着枪，立在他的岗位上。这种时候日本人见到，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二十左右的年轻人，钢盔下面有令人惊羡的红润的脸。年轻人用登山运动员一样的步伐，而不是一个对有威胁之敌的步伐走路，眼神中有一种忧愁。日本人对突然出现的美国兵甚至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感情。这种“依恋”是日本人选用的词汇。我所理解的不是“依恋”，它更接近于由某种因不明的敬畏带来的迟疑，是一种黄肤色种族的成年人对于白皮肤的高大年轻人的特殊情感。端着枪的日本人曾经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战争来了，他同样被安置在战争的沟壕里。手上有枪，枪膛中顶满了子弹，他的手指正停在扳机上。他深深地知道，在这个位置，这一时刻之中，还有另外的他——人性的他。那些怪东西使他想到了对方的母亲，感到了对方还没有丝毫的作战经验，连藏身的训练都缺乏。
开枪是一个士兵的本能，只是动一下手指头的事情，然后，对手应着枪声倒下，类似用手挥一下镰刀，眼前倒下一棵熟透了的老玉米。但是，叫大风升平的日本士兵没有发出动作，他让那个脸上现出白种人种特有红润的美国孩子退回到敌方的安全地带。
有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洪水汹涌，像扣动扳机这种简单到顶的一个动作，被他经历得如此复杂，并且，他要把那个犹豫再三的过程像剥掉蚕茧上的丝一样，一层一层地掀开，记录下来，把它告诉给其他的人们。
我们不是在活着的同时，还经历着这一层层死的苦难吗?
画家脚底下是调色板，各种颜色堆积着，红和黄和蓝之间的融合，使它变成一片模糊不定的脏色。它是画家遗留下来的固体垃圾。画家可以扔掉调色板，重新换一块纯粹的洁净的木板。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的心既是木板，又是已有的全部颜色。画家是他自己本人，又是他手中的那把画刀，又是他脚下的全部颜色。除非把这一切全部丢掉，我们才可能真正干净，除非我们不存在。
在不能马上从这世界上消失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清理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回过头去感受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话要把它说出来?
六
虽然，不可能有答案，我仍旧要去追问：究竟该派哪一类人去受难?假设我们人类能够拿到选择的权利。
七
八十年代初，我到南宁去组稿，接触到一个电影剧本，描写了中国东北农村四十年代末遭受到的一场惊人的鼠疫蔓延。作者是南方人，会讲几句东北方言。他所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剧本中间的细节我都忘记了，却清楚地记住了他作为一个卫生防疫人员进入空无一条生物的村屯里去，看见横卧在土炕上的一具具尸体。他用特殊的声调描绘道：“点起火来烧，全是浓烟，整个村屯里全是焦糊的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