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千年前，曾有一名为乐尊的和尚云游四方。这位和尚游至河西走廊西部尽头处，猛然发现远处的山头出现道道金光，乍的一看，此地如此神圣，顿时跪下身来誓将此地化为圣地。在此之后，乐尊和尚便在这里广修石窟，于是，扬名四海的莫高窟，就此诞生。
数千年后，拥有735个洞穴，2000多尊雕像和45000平方米的壁画的它，在中国明朝关闭嘉峪关的一声禁令下，以莫高窟为首的敦煌文化地区就此彻底沉寂。20世纪初，这里的沉寂被欧洲的掠夺者们打破，数千经书文书，华彩丝布被一抢而空，然而此时已是晚清的统治时期。清朝所做的，不是思考如何保护这可怜的历史遗产，而是如何将敦煌文物掠夺到自己的国库。至此，莫高窟内的敦煌文物流失大半。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折损，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有人高度重视莫高窟，这也正是莫高窟能够在今天大放光彩的原因。1954年，文化部在莫高窟组织安装电灯，成为中央政府对敦煌文化实施复苏的开端。直到今天，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工作者们将敦煌文化传递至今。
对于樊锦诗来说，敦煌对初来乍到的她并不友好，身体不适，条件恶劣不断告诫着她远离敦煌，可她的那不服输的精神不仅让她留在了敦煌，她所带领的团队更是延续了敦煌文化的命脉。
1998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至今她仍然奋斗在守护敦煌文化的一线。面对一些想利用莫高窟作为“摇钱树”的不法分子，樊锦诗将对他们的愤怒化为《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两大法律武器。针对敦煌文化放到今天可能过于落后、现代人不易理解的问题，他们巧妙地将现代文化结合其中，对壁画、彩塑逐一建立数字档案，成就了“数字敦煌”这一壮举，使得以莫高窟为首的敦煌文化永远活在数据当中。扎根于敦煌的他们，靠着永恒不变的意志与信念，将濒临消失的莫高窟带回到世人面前，而从始至今已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樊锦诗及一众的敦煌文化工作者依然如火如荼地深挖着敦煌的精神内核及其曾经的辉煌，他们依托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工作者所开创的文化基业，培养出自身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敦煌精神”，也正是这一属于文化工作者的精神内核，成为了代代莫高窟人相互连接、薪火相传的纽带。
熠熠生辉的金壁上，“敦煌女儿”正带领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作者迈步成为新兴的“敦煌儿女”。敦煌的辉煌过去也正等待着这群“敦煌儿女”们追根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