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敏感的孤独的危险的最后的青春，也伴随着罗大佑歌声里的沧桑，一天一天，被消灭。我很快凋谢，野百合的春天业已远离。
教堂的哥特式尖顶映在湛蓝的天里，就像古朴的避雷针，风雨中，它象征安全。三两只失去归航能力的鸽子停歇在回廊里，嘀嘀咕咕，转动亮晶晶的眼睛。茂盛生长的春藤覆盖墙面，昆虫沿着叶背复杂的脉络地行进——那布置在阴影中的小巧的绿色迷宫，设计有意义不同的出口，从碎钻似的阳光，到壁虎蓄势待发的舌头。山东大学的新校和老校之间矗立着这所古老的洪楼教堂，我看见心事重重的自己停留在门口，为那些高大的岩柱所吸引。它们高大得令人敬畏，很容易联想起上帝至高无上的权柄。
隔着饰花的铁栅栏我张望那些前去礼拜的人们。钟声敲响，我愿自己也能和那些虔敬的圣徒一起释去苦痛。上帝的宽恕使人重获新生，但我对忏悔的态度比较游移。牧师说：你赞美上帝，那么上帝就赞美你，并且赐福与你——如果罪行只要让上帝明了就等于减轻等级，那么上帝主要关心你否绝对信赖他，罪行相比之下倒无足轻重;这样看来上帝像名犯有包庇罪的执法者，他收受感情的贿赂。看过一部欧洲电影，故事描述一个神父如何在犯罪和忏悔的不断交替中度过终生——这里存在某种微妙的转换关系。忏悔具有释放功能，意味着准备为罪行付出语言而不是行动上的代价;某些坏人经过忏悔甚至重获作恶的力量，因为他对往昔已完成总结性的交代。
我应该把已经不忠的自己交给上帝管理吗，上帝会对落入法网的我不经审判地进行惩罚吗——藏着自己秘密的哀愁和罪感若无其事走过教堂，心里依然渴望神的护佑。
若干年后，我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光滑明亮的斑岩上，凝望出自大雕刻家贝尔尼尼之手的著名祭坛。祭坛上方的彩绘玻璃上，天使伴随下的一只和平鸽正穿越金色云雾向我们飞翔——阳光映衬，这幕景象呈现出极强的真实感。但在迷惑的同时，我清楚意识到自己从未放弃自学生时代开始的宗教怀疑。
博尔赫斯在《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讲述一个名为吕内贝格的异教神学家，如何“在似乎已经透彻的圣子的概念里增添了有关邪恶和不幸的复杂性”。
吕内贝格替犹大辩护说：“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做出应有的牺牲。所有的门徒中间唯独以色加略人犹大觉察到了秘密的神性和耶稣的意图。既然圣子可以屈尊成为凡人;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也可以降格成为告密者，在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里委屈一下。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
“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这个遭受谴责的神学家继续宣称：“犹大自找地狱，因为上帝幸福已使他满足。他认为幸福是神的属性，人们不该篡夺。”
以前的中国观众以不动声色著称，他们或许认为引而不发的含蓄态度才是富有涵养和见识的表现——于是，我很小就学会了在落幕时，以稀疏而轻缓的掌声来传达对节目的满意。后来，这么多年来欧美乐队的现场演出录像教育了我们，一些最早来到中国的外国歌手也毫不隐讳谈到对观众情绪的失望，自以为是的端庄竟被视作麻木——不仅没有艺术家期待的热情，我们甚至没有达到礼貌的底线。善于学习的新一代很快纠正旧习，制造出与国际接轨的现场氛围，鲜花、尖叫、泪水、站立以及正在酝酿中的晕倒……越大胆、越新锐的表露，才越能成为值得仿效的榜样。
摇滚乐最具现场煽动力。“孤独的灵魂找不到依靠，受伤的身体忍受着煎熬，寂寞在胸中压抑得太久，燃烧吧，心中的火……”当零点乐队唱到这首《无依无靠》，坐在前面的一个少女突然站在椅子上随着鼓点摆动她金红的头发。这是冬天，我看到她穿着白色吊带装裸露出来的优美的脊背。保安从远处伸出一根指责的沉默手指，示意她马上坐下。这提醒我，现场的激情始终在某种监控之下。很快又有逾规者付出代价。后排一对率先点燃打火机的情侣被保安从旁门带走，几乎是被押解着离开音乐许诺给他们的短暂的放纵。而陶醉着的观众无人注意到，刚才同悲同喜的同路人已被迫撤离集体的怀抱，就像歌词中说的，他们将“无依无靠”。事实上，在整个演唱会中，表情冷漠的清醒的工作人员都一遍遍在过道中间往返巡视，以预防可能燃亮的打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