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年代相比，人的寿命在以几何比率形式增长，但在面对死亡时，人却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这当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行动和精心计划来逃避。就像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饥饿、痢疾、肺炎、分娩、肺结核等都几乎被人类战胜了一样，人又变得惧怕将其带走的新疾病。人惧怕政府、惧怕商业、惧怕宗教狂热分子和无神论的世俗主义者。惧怕堕胎主义者或反堕胎主义者。惧怕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或是同时惧怕所有的一切。人惧怕性(任何一种结合)，但同时也惧怕独身。
死乃人之正常机能，百分之百的人都会成功做到。或早或晚，有些人是因为麻风病，有些人103岁时在睡眠中离去。对于生命而言，对于隐藏在宇宙中的奥秘来说，人如何完成这一最人性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戴梅恩是一名有缺陷的基督徒，他也许是个圣人，也许不是。但我认为，不论通过何种途径，他领悟到了死亡的正常性，超越了让檀香山快乐的地产新教徒和官僚神经脆弱的恐惧。我们大部分人无法承受细思恐惧中的琐事，这让人感到羞耻。但只有像戴梅恩那样努力思之，人才会不悲不喜，否则就不会拥有真正的生活。唾弃恐惧，去歌唱吧。听到麻风病人的拨浪鼓时，准备好去亲吻吧!
1991年，我亲眼目睹一位挚友因艾滋病在家里去世。他是医生，一位循规蹈矩、谨慎小心的人。在人类和医学史的错误节点上，他碰巧成了同性恋，在不知晓中得了医学上同样无知的疾病，因而厄运缠身。他乃讽刺性巧合的受害者。他既不是什么标志，也不是什么象征，更不是(像我听到的许多基督徒伦理家所言)因为其罪恶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上帝报复性的惩罚。我看到了多少关于强制性检测、鉴定、隔离甚至是流放到艾滋病岛的主张啊!当我坐在他家，陪伴他过早地坠入到死神之手时，看着窗外的西雅图水面，就时不时想到了莫洛凯岛。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夏末带朋友去圣胡安群岛远航。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踏上医生宽敞而舒适的游艇。不是为了艰辛的航海冒险，而是去迪凯特和斯图尔特这样的美丽岛湾泊船闲逛——饮“血腥玛丽”、在优雅美味的晚餐上喋喋不休。然后就是讲故事、谈哲思，直到很晚。游艇在轻轻摇晃，海豹嬉戏着浪花。在普吉特海湾多愁善感的黑色水域里，星星成了自己的一面镜子。
诸如这样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岛，也许就是我们自己的艾滋病藏尸房!在卡拉瓦奥镇以东!我们可以把西雅图这些无人敢接触的人归拢起来，扔进冰冷灰暗的海水里，让他们游向海岸，去挖食蛤蜊、收集雨水、种植甘蓝、相互咳喘、实施怪异的性仪式。没人再会不得不接触或看到他们。让他们都成为砂石土壤里的堆肥，以此来消除与其为伍给西方文明、地产价值和公共健康带来的危险。许多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承认吧——有时我们自己也这样想。人人都恐惧，然而恐惧不会使我们走向辉煌。
我见过医生的家人，他们坚决否认自己所爱的这个人可能是麻风病人。我见过医生的同事，有的人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在看到他身上明显的麻风病症状时，都吓瘫了。我接了朋友抱歉来不了的电话，说：“来了很不安全。”但我也看到了很多还有点戴梅恩情怀的人，来为他唱歌，为他清洗，抚摸他的额头，使他平静。我看到了他本人的愤怒，就像意识到自己得了麻风病，但却无法将其从家里贿赂出去。他的整个世界被皱缩至卧室中间的床大小。窗外，浩渺无边的灰色海水似乎逆行涌入房间，拍打着病床的铁腿，把他独自留在了死亡之岛。临终关怀的人来了，划着小船靠岸，换了床单，为他退烧，轻揉着他虚弱的身体。但死亡就足以成为一个岛，足以造成隔离和流放。
我在最后一段说错病名了吗?大家会纠正说，艾滋病和麻风病截然不同。是这样吗?出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恐惧，我们是不是发明了新的麻风病预测方法，同时，欣慰地恭维自己是公共利益的精明管家，是在为大众健康而苦思冥想。离奇的是，如果我们(用檀香山当局的话来说)“审视大局”，大规模的流行病如麻风病、鼠疫、梅毒、西班牙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对于人类来说也许是有好处的。在北欧，艾滋病的变体抗原基因在人口中似乎存在并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推测是，在黑死病流行期间，既定人口中感染和死亡的人越多，幸存者的免疫力就有可能会大幅度上升。是故，巨大而恐怖的流行病可以推动流行病免疫系统的发展——这是黎明前的一个指引性礼物，眼前的纯粹苦难将成为未来一个更加强大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