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天虽亮得早，可才六点不到，就传来了一阵“布谷布谷”的手机铃声。我心里有些不悦，谁大清早就来电话了呢?
“我是汪老师，昨天下午从成都到都匀来了。”
原来是汪廷煌老师回都匀来了，我的心情一下子由不悦变为激动起来。
汪老师的话语很简洁：“我今年已经八十六了，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回都匀来了，想再见见都匀的朋友。我现在住在大十字某酒店。”
寒暄过后，我说：“汪老师，我马上来看你。”汪老师说：“今天行程已经安排好，上午要去绿博园，晚上再电话联系吧!”
汪老师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们师生已有近五十年的情谊。
1972年的9月，我到三都中学读高中，汪老师上我们的语文。汪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有些与众不同：头发后梳，西装崭新，西裤烫出刀形，皮鞋锃亮。即使是上课，汪老师也十分讲究，从不让粉笔灰沾到身上。为何汪老师会如此讲究?当时，我们当学生的还真有些不理解，有人甚至讥之为小资产阶级做派。多年过后，我们才慢慢理解，汪老师这是坚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修养和风度。
汪老师上课，表情十分严肃，语言却简洁明了，没有多余的话，更没有一些老师常带的口头禅。可惜当时的课文多是一些报刊社论，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汪老师补充刻印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韩非的《五蠹》。文章较难懂，有的同学没有兴趣，于我却是第一次接触有深度的文言文，感到很新奇，一下子激起了求知欲。我后来喜欢先秦诸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高中毕业后，我回公社初中代课。要当老师了，我心中一点底都没有，因此专程跑了一趟县城，求教自己的高中老师。我记得汪老师就一句话：“边上课边学习!”
1978年7月高考，有的老师劝我：“报县里师范算了，一个农村孩子，先拿到饭碗再说。”只有班主任何德昌老师和汪老师跟我说：“你的成绩是完全可以上大学的，大胆填报吧。”结果，我如愿考上了贵阳师院。
大学入学时，我经过县城，顺路前去与几位高中老师告别。汪老师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一位叫傅家训的老师。傅老师是汪老师在人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刚好在贵阳师院中文系任教。因此，我读大学期间，得到了傅老师的不少指导。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又逐渐了解到了汪老师的一些情况。
汪老师老家在安徽芜湖，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可是在读大学期间，便被错划成了右派。1960年秋，汪老师毕业后来到贵州黔南工作，先是在黔南师专(今黔南师院)，后来才到三都中学(今三都民族中学)，1979年秋，又回到了黔南师专。在黔南师专，汪老师主要上写作课，并参与了西南数省师范学院写作教材的编写。后来，汪老师还当了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退休后，汪老师又被黔南师专返聘，继续当了几年教师。
在黔南工作四十多年，汪老师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和才华，献给了黔南的教育事业，为黔南培养了不少人才。
下午，我们电话相约晚上见面。晚上八时，我如约到汪老师下蹋的酒店，汪老师在外边吃饭尚未回来。这天，据说是黔南师专的学生宴请汪老师。等到八时半，汪老师才回来。
上次与汪老师见面是2015年夏。六年不见，汪老师已是满头银丝，但依然发型不变，一件带暗花格的白衬衣，扎入笔挺的西裤，精神矍铄，风度不减。
这次，汪老师依旧是和他的爱人陈老师一道回来。汪老师声音仍然十分宏亮：“这次回都匀，就是想再见见老朋友，如果再不来，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我说：“汪老师身体很好，以后还会有很多机会的。”汪老师笑着说：“你好像还是老样子，没多大变化。退休几年了吧?你们都退休了，我们怎么不老!”陈老师对我说：“要是在别的地方碰到你，我是不敢相认了，但说出名字，我就想起来了。”
2011年的时候，汪老师和陈老师才离开都匀，定居成都，可时光匆匆，一晃十年就过去了，岁凡催人老啊!
在接下来的几天，汪老师一直接受昔日师专的学生或者同事宴请，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我与白明祖、谢志强我们三都中学毕业的几个学生才有机会与汪老师相聚，并合影留念!
汪老师这次回都匀，前后共十天时间。看到都匀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也是一个劲赞不绝口：“真想不到，都匀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又新增了茶博园、绿博园、杉木湖、三江堰这些公园。要是早知道都匀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我们就不去成都度晚年了!”
汪老师要回成都去了，彼此都十分难舍。我们都希望在今后的日子，师生还有再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