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放驴路过，他又去了那棵老桑树下。谁家的猫下河叼了死鱼上来，恰巧蜷缩在女孩的屁股的印迹里享用，被他用一根桑条粗暴地打走了。猫儿弄乱了印迹，让他很心痛。一些倒伏的青草晒到了太阳，显得有些萎蔫，特别是那棵被压出青汁的水葵，花已经枯萎。
第二天一早，他再次来到老桑树下，除了那只猫，又多了只狗，还有从稻田爬上来的青蛙和癞蛤蟆，以及尾巴始终连在一起的红蜻蜓。猫和狗见到人跑了，青蛙也跳进了稻田，癞蛤蟆却一动不动，占据着在他看来可以等同于女孩身体的印迹。他用桑条连挑带赶，驱走癞蛤蟆，发现倒伏的青草起立了一些，草叶上的露珠并没有被那些畜生东西碰落光。除了那株压断的水葵，半圆的印迹里所有的植物都有了起色。
他走到一边，看着老桑树下女孩坐过的已经不同于昨日的印迹，心里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失望。那是种感觉。对于女孩，对于印迹，一种隐秘的少年的感觉。他希望印迹能长久地保留下来，每天偷偷去看，与女孩产生联想。
第七天，也可能是第六天，他又看见了那个女孩，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先是听见汽车响，然后便跑到村口看汽车。汽车停在金洞坡，没有开进村里来。他站在青皮树底下，隔着大片刚追过肥长得乌澄澄的水稻看见女孩从汽车里出来。这一次，他没有跑开，一直等着女孩走过来，直到看清她的眉目。尽管她换了件衣裳，黑衣换成了白衬衫，鼻梁上多了副眼镜儿，他还是认了出来。有一点他没有想到，女孩只是个儿高，年龄还很小，看上去顶多十五六岁，比他大不了多少。
女孩进了村子，经过晒场，走有水渠并行的、也是他天天放驴的田间小道下河去了，后面跟着司机和一位中年女人。
他退到自家的院墙外，隔着桑树，远远地看女孩下河。看不见脚，也看不见腿，只看得见上半身在碧绿的稻田间移动。但女孩戴了眼镜儿，面目和整个人都显得很确定，不像上次脸只是一道白光。
河盖口，几个女人背着喷雾器正在给水稻打药，她们前面不远就是那棵老桑树。他数了一下，是5个或者6个女人。河风是朝下吹的，空气中闻不到农药的气味。
女孩没在河盖口待多久，她没到老桑树下去，只是走拢磨盘，把一束花搁在磨盘上就折返了。
他已从院墙外的路上下来，蹅过稻田，躲在谁家的篱栅后面看着女孩的一举一动。他能看清，那是一把水葵花，而不是一束从城里花店买来的花。他明白女孩的意思，但他却不明白那花表达的究竟是女孩本人的哀思还是大人的哀思。
女孩还没有走远，几个背着喷雾器、举着喷头的女人就大步流星从稻田蹅到了老桑树下，她们叽叽喳喳往树荫里挤，像是压根儿没注意到磨盘边女孩的存在。
女孩走后，他跑过去把她们呵斥一通，踢她们的喷雾器，把他们兑农药的瓶子扔进稻田深处。他像是发疯了，吓得几个婶婶孃孃拔腿跑开了。
“完了，完了!”他一边扔东西，一边叫唤着。老桑树下，再也找不出一点女孩坐过的痕迹了。
他没有待多久，女孩的印象便开始淡去了。在蚊帐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进城，只是这进城的一路上、进到城里之后多多少少跟女孩有了干系——跟着女孩进城，追赶她坐的汽车。有时瞌睡来了，女孩坐的汽车会变成那辆噩梦中的警车，侧开的军绿色的帆布门会变成车尾开的深蓝色的双扇门。偶尔也会去设想一条颓废的长满青苔的巷子，就像是自己去过，女孩的家就住在巷子深处的一栋楠木建筑里——二十多年前，里面还住着最后一个土司。
用铁夹夹住蚊帐，脱了裤子，或盖在被子下面或晾在被子上面，他也会去想刚刚跟身体扯上关系、还得等很多年才能去做的事，非常隐秘的一个人的事;想着想着，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了，把自己的身体弄出了水来。它是十分愉快的，也是十分可耻的，与婆婆、母亲和姐姐哥哥之间不只隔着一张起满麻子点点的蚊帐，还隔着一堵隔绝的墙。
奇怪的是，这样的臆想从来都不曾牵涉到黑衣白脸的女孩。从来不曾，好像那女孩没有身体、只有长发和一张白光一样的脸。
有时候，他会觉得女孩跟某个人的印象有一些相像——哪个人呢?他一时又想不起来;直到八月的一天，早晚已有些秋凉了，邓老师骑自行车给他送录取通知书来，他才明白那个人就是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