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踏上金寨这块红色的土地，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三楼将军厅，驻足在“一上一下”两位将军照片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上者皮定均，“皮有功，少晋中”;下者徐立清，主动让级、让衔、让位，毛泽东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徐立清(1910—1983)，安徽金寨人。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徐立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2年10月，任十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3年2月，任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5月，任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6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4年5月，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徐立清带领医务人员千方百计照顾抢救伤病员，没有消毒药水，用盐雪水;没有纱布，把衣服撕开包扎。
1936年7月，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委。10月，红四方面军改称红西路军，西渡黄河。徐立清带领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一边突围，一边救护伤病员。在雪地行军中，饿了吃雪，渴了也吃雪，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救护伤病员。
1937年3月，奋战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失败。徐立清带领千余名伤病员在祁连山打游击，后辗转找到援西军，任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同年9月，徐立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股长，随部队向东挺进。12月，任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积极参与组建抗日武装、配备干部和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0月，徐立清兼任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
1938年12月，徐立清任一二九师冀南东进纵队政委兼第五支队政委，率部参加了冀南地区反“扫荡”战斗。1940年5月，徐立清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会议。
1944年2月，徐立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担负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1946年8月，徐立清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11月，联防军攻打横山县城东北之波罗堡，配合地下党组织，争取国民党保安司令胡景铎部3000余人起义，并将其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七十六师。
1947年2月，徐立清调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3月，蒋介石以胡宗南部队25万人为主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徐立清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安全转移。随后，参加了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蟠龙战役，永坪抗击战，榆林战斗，沙家店战役等。徐立清亲临前线，组织指挥，进行政治动员，关键时刻，主动承担急危任务。
1947年10月，徐立清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
1949年2月，徐立清任西北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5月，率部参加解放西安的战斗。6月，徐立清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9月，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进军新疆。
1950年10月，徐立清任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等工作。
1951年2月，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徐立清参与制定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军队干部开始评定级别，为实行军衔制打基础。徐立清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评级工作十分敏感复杂，涉及到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许多干部找到徐立清，希望能高定，甚至个别人到徐立清家中提出请求。徐立清严格执行评级条件，明确表示：“不管是谁，咱们要按条件办，按规定办，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不符合条件，要求照顾的，一个也不能办。”
徐立清曾任兵团政治委员，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应定为正兵团级，但他坚决不要正兵团级。
在上报军委的审批报告上，徐立清把自己的名字从正兵团级的位置上圈了出来，并在副兵团级的名单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他多次找到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表示坚决不要正兵团级，并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罗荣桓和彭德怀都不同意徐立清定副兵团级。
一天，彭德怀与徐立清面谈此事。徐立清说：“我身为干部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彭德怀说：“要求高级别的应该批评，要求低级别的也不应该。两者都不符合评级规定的条件，我看就按照条件办，这样更有说服力。”
后来，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虽然徐立清让级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但却彰显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罗荣桓称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1955年，我军首次评定军衔。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可他三番五次向组织表示，请求不要上将军衔。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我不要上将，给个中将就行了。”
罗荣桓知道后，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报中央军委的上将名单中。
几天后，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人员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不假思索地便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名单上添了“徐立清”三个字。
罗荣桓看到名单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行列。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辗转不寐，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写信：“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彭德怀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按照评衔条件,我该授上将,可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彭德怀说:“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
此事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周总理说：“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这种优秀的品质，难能可贵呀。不过，你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低授。”徐立清回答说：“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周恩来的工作。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怀仁堂举行。刘少奇握着徐立清的手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彭德怀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埃。”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毛泽东对徐立清不为名、不为利、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1955年，授衔评定工作完成后，徐立清因积劳成疾，心脏病复发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不住院治疗。
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说：“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上不了班，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个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徐立清让赖传珠副部长把他的意思转告给罗荣桓部长，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几天后，罗荣桓专程到医院看望他，徐立清再次提出让位给新人，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职务。罗荣桓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
1956年1月，徐立清在医院的病榻上给中央军委、彭德怀、罗荣桓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的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
中央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在一次会议上，军委领导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可继续工作，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让位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徐立清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写信：“我已经住院很久了，不见好转，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思想上极感不安……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这样比较适合我。”
彭德怀没有同意，他和罗荣桓商量后，要徐立清以养病为主，少考虑工作，是退是留由组织上安排确定。让位的事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徐立清那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人生境界，让人难忘，让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