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汉文化的浸润
李白早期受过双重教育，思想开放。虽是从西域归来，但“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⑧，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可是在给儿子取名字时，名为“颇黎”“明月奴”，显然不是汉人取名习惯，可见思想深处深受西域文化影响。再以李白的婚姻为例，李白先后2次入赘许圉师和宗楚客两位先宰相家为婿，唐朝社会风气虽然较为开放，但由于受着长期封建思想的影响，社会仍然普遍贱视赘婿。陈寅恪先生在《读莺莺传》里有云：“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⑨李白入赘后却不以为意，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李白毫无芥蒂入赘，反而很自然平和地说出该事，正是由于他所接受的文化影响，使他思想豁达，受传统束缚较小。
(三)道、侠精神的熏陶
李白所居的蜀地在传统上巫道任侠之气昌盛，深受侠客精神和道教的双重影响。其在青年或更早的时期便已经开始接触道教并受其影响，开元六年(公元718年)，18岁的李白已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寻雍尊师隐居》，在后来的漫游过程中还受了道箓，所作与道教相关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道教对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隐逸、修仙、尚自然等道教思想使李白拥有飘逸的气质，侠客精神直接造就其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自由奔放的思想。刘大杰认为李白“在四川的少年时代，是读书学剑，同那些侠客道士隐居岷山，游峨眉，养成那么不事生产性喜流浪的狂遨豪侠的性格” ⑩。在李白的诗歌中，不乏写侠客的诗，有《侠客行》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也有《与韩荆州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在描写妇女形象时，打破了中国妇女传统的温婉形象，《秦女修行》中毫不掩饰写下侠女为父复仇时“手挥白杨刃，清昼杀仇家。罗袖染赤血，英声凌紫霞”的飒爽英姿。以上能看出李白拥有豪侠气质和不羁的人格，这样的人格特点也使其蔑视世俗，能以豁达的胸怀对待世人所轻视的商人群体。
二、“古题新作”的商人书写
李白的人生理想之一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自25岁便在外长期漫游，漫游路线与商人经商路线高度重合：“唐代的大都市除长安、洛阳二京外，以扬州、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最为繁荣，素有‘扬一益二’之称。商贾乘船往来于四川和长江下游之间。” ⑪李白在《与贾少公书》里也说过自己“混游鱼商，隐不绝俗”，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里说自己“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也不乏与商人相交的诗歌，如“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自代内赠》)、“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江上寄巴东故人》)等。可见，李白关注商人群体，同时，沿袭乐府题材创作有关商人的诗歌。
(一)西曲新“唱”的商人歌咏
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至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间，即李白24至26岁时，诗歌中开始出现了系列商人形象，《巴女词》(开元十二年)、《江夏行》《江上寄巴东故人》(开元十三年)、《估客行》《长干行(其一)》(开元十四年)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从题材创作上来看，已将乐府诗古题新作商人题材。
明朝的胡震亨对此有独到的分析：“太白《长干行》及《江夏行》，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自西曲。盖古者吴俗好贾，荆、郢、樊、邓间尤盛。男女怨旷哀吟，《清商》《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辞五言二顿，节短而情有未尽。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人情土俗，因采而演之为长什，一从长干上巴峡，一从江夏下扬州，以尽乎行贾之程。” ⑫从胡震亨的分析我们能捕捉到以下2条重要的信息：
第一，李白部分商人题材的诗歌创作源自西曲。西曲源自六朝，产生于长江流域西部地区，是从江南民歌发展成六朝贵族娱乐消遣的工具，内容多表现为哀感绮艳的情歌，形式上表现为五言二顿。⑬李白继承了西曲的写作手法，但在内容上创新的融入商人题材，如《江夏行》：“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估客行》：“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胡震亨曰：“《估客行》即西曲之《估客乐》。” ⑭